>>> 2005年第10期
“神童”之今日
作者：李海鹏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了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学生，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他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导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大不相同了。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摘自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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