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9期
复旦大师贾植芳
作者：黄 玮等
把人字写端正
○黄玮曹静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他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首度进班房，罪名是“危害民国”。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山东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
1937年，贾植芳回国，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他拒绝了仕途，选择了到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坚持胡风是他的朋友。后被带进了看守所，他依然咬定“胡风是我的朋友”，不改口。为此，他遭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着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
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
书斋里，沐浴师道之光
○张新颖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九十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经常碰见高晓声。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吃饭的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
高晓声见贾先生说得乐不可支，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贾先生讲，您好酒，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复旦招待所，半夜里同屋的人醒来发现床上人不见了，起来找，才发现躺在洗手间，爬不起来。原来是摔了一跤。连夜送到长海医院，一检查，摔断了两根肋骨。
高晓声急忙否认，说，那是贾先生瞎编的。
见我不信，他就自问自答：贾先生为什么要瞎编呢？因为贾先生自己喜欢喝酒。有一次喝醉了，走到大街上，结果撞上了自行车，撞断了腿，在长海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他不好意思，所以要编我醉酒的故事。
说完，高晓声也乐得大笑起来。
贾先生被自行车撞断腿住院的事我知道，这个原因倒真是高晓声瞎编的。其实是一个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撞上了贾先生。贾先生被撞得住院，却不追究这个青年的任何责任(先生说因为他并不是有意的)，这也就难怪，这个“肇事者”后来也成了出入贾先生家里的客人。
贾先生平易、风趣，就我所见，他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但我所说的特别的氛围，还不仅仅就是这些。有人赞美先生的达观，以为先生历经劫难之后，什么都“想开了”，其实是错的。先生的认真和坚持，是骨子里的东西，80岁时先生自写寿联，上一句就是“脱胎未换骨”。
坐在先生书房的沙发上，听先生讲历史和现实，讲他自己的传奇经历，讲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讲社会新闻，讲潮流风尚，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贾先生的师者风范尽显于生活之中。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和贾先生一起在外面吃饭，贾先生见了我三岁的儿子，称他为“张先生”，晚饭后要给“张先生”买糖吃。这个小家伙本来谁都领不走，一听要买好吃的好玩的，就乖乖地跟着老公公走了。但不巧，因为太晚了，没有买到小家伙想要的那种又好玩又好吃的糖。
第二天，贾先生让家里人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先生买好了给“张先生”的东西。
我说，小孩子没记性，早就忘了有这回事。先生很认真地说，不，不，答应小孩子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杜启荣摘自2005年6月10日《解放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