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9期
龙门弟子何以淡泊功利
作者：冯远理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现代教育还没有在中国落户、生根。那时中国的读书人，不可能摆脱旧的传统习惯，科举之路几乎是他们实现其人生理想的惟一出路。制度比人强，因而读书做官，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研究学问，追求真理，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反而成了功利化读书的另类。但是，即使时代大潮如此，龙门书院也没有随波逐流。
大学者刘熙载，在清末的学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年曾任广东学政，晚年担任龙门书院的山长。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艺概》，共六卷，是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此外，还有诗词《昨非集》问世。刘熙载的办学思想从他对胡适的父亲铁花先生离开龙门书院时所讲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铁花先生1868年春初进龙门书院，经过3年紧张的学习，于1871年离开龙门书院。在他离开的时候，刘熙载对他说：“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在刘熙载的这种办学理念的引导下，龙门书院的学子们“理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古文诗词，各擅其长，而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皆瞠乎其后”。
也就是说，在科举制度下，龙门书院的学子们对科举并不热心。以胡适的父亲为例，他后来的“入场”多半是迫于家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
既然这些学子不热心科举，那么他们在书院干什么？追求学问并躬行实践。据铁花公记载，他们同学之间互相研究、讨论学问，常常“审问明辩，恒龈龈彻夜，不尽其蕴不止”。正是这种对学问的追求，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使龙门书院的学子们注重躬行实践。他们后来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例如，铁花公对我国边疆的考察，成为珍贵的地理资料；他出任地方官被誉为“能吏”。他的同学和好友张经甫也是著名的地理学家。
教育是塑造人心灵的事业，它要求教育者必须多一点理想主义，多一点献身情怀。如果教育太功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就业，那就不如把现在的学校改为职业培训所。
（摘自2005年6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