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书房叙事
作者：龚明德
五六年过去，我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分给我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搬家时，那些书啊，真是害苦了我。在四川省妇联我们住的是三楼，上一层住户几年来留给我的印象，是每天夜里都在拖动床铺或桌椅，而且他们大小便的声音总是那么清晰。因此我们单位分房征求所需楼层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定了最上一层。至少，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头顶上拉屎拉尿了!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把几百捆图书从底楼提上六楼，决非易事。那时，我穷得伤心，连十元钱也算一笔大款子，也就不敢花钱请人运。须知，当时十元钱可以买一二十本书。我还不知道搬家可以用公家的车，直到我自己借用四川省妇联食堂的拖斗车苦干一个多月(每天下班后从城北哼哧哼哧地蹬车一个多小时到城南)把家具、衣被和一大堆图书运得差不多时，一个阴阳怪气的社“领导”特意来对我讲：“搬家，咋不说一声？我给你派车。”其实，我头一回蹬拖斗车，这个社“领导”见了还说了一句：“哎哟!龚明德会蹬拖斗车？”——“中国特色”的事，不说也罢!仍说我那几百捆图书。
图书在书架上排列着，并不觉得好多，一捆一捆地提上六楼，堆放于室厅相通的大间，吓了我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整整码了两米高几乎满满一个大通间。
分类排列这些书，成了我那几个月的大事。必须得有至少十个双排放书、高两米以上的大书架，才放得下这么多书。于是，去买木头，去请木工。折腾了十多天，把能放书架的地方，都做上了书架，书架被牢牢地钉死在墙上。室厅中间原是一面八门玻璃墙，也取消，顶天立地做成可放三排书的书架，两面用旧床单一挂，竟也像书柜了。
这样又过了好几年，又积了不少书，只好在孩子的小卧室、在阳台甚至小餐厅，都见缝插针地塞入了书架。经济条件略有好转，我让木工把所有书架都配上了门，又请油漆工一律漆成了与白粉墙差不多的天蓝色，我称这种颜色为晴朗的颜色，足见我的心情之愉悦。
再也无法添加书柜了，但聚书还在继续，且愈来愈烈。如这几个月就先后购置了《冰心全集》、《巴金全集》、《冯至全集》、《周作人自编文集》，加上去年到手的《朱自清全集》、《叶圣陶集》等，简直是狂收狂购!稍知书情的人都知道，这些书都是十多二十卷一套，且价格亦不低，如《巴金全集》就是近千元!购书最多的一次，是1992年盛夏。一家六七年馆龄的图书馆接上级指示，馆藏转向。我得知讯息，立即去挑选图书，五角钱一本，可能买了一两千斤。这次的收购，对我的存书是一次绝大的丰富，因为大量的民国年间的珍本书都是这次得到的，我这几年公开出版的《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昨日书香》等著作的原始素材大都得益于这批书。
当然，一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下午下班后和节假日，兴致勃勃地骑个烂自行车满城大街小巷跑，贱价买到了不少对我研究大有用处的书。可以讲，成都市没有不认识我的卖旧书的地摊主和旧书铺店主。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善良的下岗工人或进城谋生的农民，他们都对我格外关照，只要是我要的书，他们都明说：“别人买少了30元不卖，你龚老师看得起，给几元钱算了。”我一般都给十元。
我在出版社当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在送书给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少赠书。然而，如果说实话，真正要读的书，主要还是靠自己花钱去买。现在的书价太高，支付书款时的确有点心痛。但只有“高消费”才能刺激“高生产”，书买回来就赶快认真读，读了就“生产”一点东西，至少得收回“成本”吧。一笑。
如此二十多年的锱积珠累，我的书房已是巍巍壮观——我弄到的“中国新文学”书籍以作家计，可能有五六百个以上的作家全集、文集或选集；旁涉的文学理论、中外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等，也基本上应有尽有；与“中国新文学”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我存备得不算多，但仍可一说，像《简爱》、《爱的教育》这类中国新文学名家译品，我就搜罗了原文本和重要的汉译本，且都有长篇研究心得面世。“五四”至1949年秋末有关的“政治”读物，我也设法弄到，如上个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印行的大开本巨卷《毛泽东选集》我就有一套；还有一些“土改”文件，因为我要研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已有十多年拒绝刚才说过的两类“分子”进入，碰见了，非说几句话不可时，我宁愿吊儿郎当地讲一个“黄段子”，也决不谈书。它们硬要谈书，我会冒一句粗话：“什么鸡巴书哦!”——和这类东西谈书，是对承载文化的书的侮辱。
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的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也给了我比规规矩矩坐班所得薪水还要多的收入，否则我没法买那么多的书。
我的书房叫“六场绝缘斋”。“六场”最初有所实指，后来泛指“与书无关的场所”，和“六亲不认”的“六”一个含义。本来，那年秋初，在江南至成都的列车上，流沙河先生谈及“六场绝缘斋”，他老人家认为是消极的表述，代我易为“明德读书堂”，还很快应我之求赐我一副墨宝：“知耻乃大勇，明德著高文。”字写得酣畅饱满、强劲刚烈，是沙河老师少见的粗犷风格的书法力作。在空白的边沿，沙河老师用小字题写了跋文，详记斋名缘由。此下联有“版本变迁”，“著”的“口述版”为“即”，待我见到墨宝实物，已是“著”字，含有沙河老师的叮嘱，我当记取。
但正如沙河老师的墨宝跋文所预料的，“明德读书堂”很难开张，因为缺银子!我只好继续“六场绝缘”，躲在书籍的凉荫里，规规矩矩坐班之余，就读就写。我不会害人，也希望人不要害我。我希望我的读写对人有益。比如，我极乐意尽我之力，去帮助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尤其见到重印了好几版的书，还有不少错误，我就要怒吼，但只要我一行动，就遭围攻。这是什么世道哦——我沉痛地想。
我只会认字，当官的总逼我“创收”……真有点活不下去呢!
好在我有书房，下班后，大门一关，便是深山了。这深山真有挖不完的宝啊，至于什么宝，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知道。
末了，广告一下：南京的东南大学出版社刚印出我的《昨日书香》，厚厚的四百多页，才25元钱，连邮费在内也不过30元钱。读过这本书，你就知道“六场绝缘斋”有多丰富的书刊资料存储，《昨日书香》的取材，都源自我的书房，
一想到我的书房，我整个人就生动起来，更不用说在里面读写了。
（杨云辉荐自《书生清趣》一书，岳麓书社2005年3月出版）
责编：欧阳小桃 插图：陈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