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我的课堂生活
作者：蔡兴蓉
然而，这毕竟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说到底，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所遭受的孤独和歧视是我自己要求得到的。我很清楚，教改和其它任何改革一样，绝没有一帆风顺的道理，何况是个人性格的改变。而教改的实质——据我的理解——无非是把教育变成生活，从而使教学双方皆获得解放；廿年来的身体力行，尤使我深味其中的甘甜，以致我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否则——您知道，金属也会有疲劳限度的。
这生活，就是我的课堂生活。
自从夸美纽斯(捷克教育家)创立班级授课制度以来，几个世纪过去了，而夸氏的初衷——教育的严谨秩序应该以自然法制为借鉴——却一直未在课堂教学上得到充分的实现。探本溯源，课堂教学在快捷和大面积地传播知识的同时，也派生出了许多副作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交流方式的单调和单一，偏狭的目标意识，课本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脱节，人世间伦常的缺失……等等。所有这一切，势必妨碍学生成为“光荣和幸福”的“真正的人”。
我的意思：将课堂教学生活化，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弥补课堂教学的先天缺陷，从而步向教育的本真。
一言以蔽之，我所理解的课堂生活，虽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一般素质，却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将知识、文化和精神统一起来。为了说得更形象，我可以举个例子。“疑”是怀疑和拿不定主意的意思，这是知识。疑的左半边是匕首和箭，右半边是矛的上部和走的下部，表示敌人拿着匕首和箭来了，当事人不知道是挺矛反抗好，还是拔腿逃跑好，这是疑的来历，是文化。如果当事人就是你，那么，这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你跑还是不跑？涉及到人生观和价值判断，这就是精神了。
同时，我时常告诫自己：目的要隐蔽在事件之中。恩格斯说过：“艺术家的见解愈隐蔽，艺术性就愈高。”教育作为一门艺术，理当亦然。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使课堂生活本色天然，充盈完美；显明局促的说教，反让课堂生活如同压缩饼干、脱水蔬菜，失去了生活的常态。
一个女生又迟到了，怯怯地走到我的面前，说：“蔡老师，我的闹钟坏了。”我没有接这个话，而是柔和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吗？我在等你。你来了，我就放心了。”又静了一会，我说：“请进吧。”从此，这个女生的闹钟就再没坏过。
早自习时，一个男生睡着了。我说“安静!安静!”教室就安静下来。我说：“大家读书小声点，不要打扰了这个同学的睡眠。”突然的安静，使男生醒过来。他看大家都在冲他笑，老师也在冲他笑，不好意思，就搔搔头，赶紧打开了书本。
一次，我正讲着课，看到有个学生用食指顶着课本，用另一只手捋着，使课本转得飞快。这当然是一种本领。但是我问：“同学们，我刚才讲到哪？”大家愕然，连转书的同学也注意到了。于是我说：“郐国帅同学，请别再转书了。因为我老是担心那书会落下来。”一片友好的笑声中，郐国帅同学抬起头来。
诸如此类的细节，是课堂生活中一个个的“点”，旨在为每个学生提供受尊重的机会，从而构成课堂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打破牧师传道式的单调格局，创设纷纭多变的生活化形式，就成了课堂生活的关健。
下雪了!我灵机一动，改上普希金的抒情诗《冬天的夜晚》(课本上没有)。中秋节。我和一个老师商议，将作文课调到晚上，地点则是满月朗照下的学校花园。黑板上有一个文言难句：“君子病无能也，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我请一同学上来翻译，并告诉他，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另请一个同学上来磋商，以此类推，直到译好为止。现在还记得，那一次断断续续共上来八个同学，终于合作完成了译句：“君子只担忧自己无能，不担忧别人不理解自己。”总结时，我指出大家在合作过程中，有二处发出了“天才的闪光”：一是将“病”义合理引申为“担忧”，二是将“不己知”译成“不知己”，从而成功运用了“宾语前置”规律。
一个衣贩不断喊着：“二块，二块!二块钱一件，一件二块钱!便宜地卖，亏本地卖，瞎卖！”我就近找姨妹借来录音机，录好这声音后，再拿进教室里放给学生听。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我问这几句话分别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大家说：“‘二块，二块!’是反复，‘二块钱一件，一件二块钱’是互文，‘便宜地卖，亏本地卖，瞎卖!’是排比。”之后，一学生下断语说：“看来语文还当真是无所不在呀!”
一次公开课上，我正忘情地讲着，楼下忽有猪拚命地叫起来。我看我敌猪不过，只好闭嘴。两分钟过去了。我把教本往讲台上一放，说：“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我赶了猪再上来。”原来是年关在即，几个屠夫正揪耳的揪耳，拽尾的拽尾，要把那猪移向屠场。我很生气，说明原委，他们也就松了手。但我这节课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也就没有得到好评。随它去。
春天踏青，是我的课堂生活的自然延伸。否则，花也不识，树也不识，我不知道这样的青春是什么样的青春。有一回，船到汉水中央，学校派了个青年教师骑车赶来，在岸边喊：“回来，回来!”我对学生说：“我没有听见。你们听见了吗？”学生们异口同声：“没有!”我说：“走!”
……
时光总在飞逝，再过20年，我就到了杜工部先生所谓“眼枯即见骨”的年龄。其时，倘有人问起我青壮时期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人生经历，我想，我能娓娓述说的，大约就只有我和学生间发生的无穷无尽的故事——我的课堂生活。
勿庸讳言，在今天的教育系统内，一个人要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十余篇文章”中已多有陈述，此不赘言。但是我毫不羞愧，更不想泯然众人。罗曼·罗兰自白：“即使我在最悲伤的时候，内心深处也洋溢着乐天的气派。”我也一样。我的乐天气派就源于我的课堂生活——它确乎能避免人的机械化，而促进生命中一些根性的和活性的东西。
学生身上表现出的一些根性的和活性的东西，正是对一个教师的最好的酬报。前不久，我用像框裱好一张放大的合影照，挂在我的书房里。工作倦了的时候，一望那合影照，我的心就立即变得格外温暖，眼前也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去年班级元旦晚会结束时，有个学生呼“跟蔡老师照张相!”立即得到响应。同学们从左右两翼围过来，层层叠叠，将我围在中央。大家又是笑，又是叫，又是挤，又是闹，但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就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前一瞬，我发现我儿子(他也在班里就读)好不容易挤到了我的身边!看来，我儿子和某些领导、同事看法不同——他是以父亲为自豪的。
过几天，我又在合影照上题写了黎巴嫩文学家纪伯伦的一句话：
“母亲心中的歌，通过孩子的嘴唇唱出来。”
责编：唐河 插图：陈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