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中国的富人缺什么
作者：薛 涌
60多艘豪华游艇云集上海，亚洲最大的游艇展粉墨登场。此次中国国际游艇展由“人头马”等四大欧洲奢侈品品牌共同赞助，显示出海外相当看好中国富人在游艇方面的消费热情。中国在亚洲远不算是个富国，温饱问题尚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中国富人的消费，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豪宅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富了常要摆阔，举世皆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富人真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要斗富是斗不过人家的。
然而，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中国的富人，愿意在其拥有的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奢侈品消费。这是为什么？
考察中外富人的文化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
这一格局之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经济上可和贵族比肩，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却远不如贵族尊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
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经成势，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财富，向社会证明为什么自己值得社会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投资于土地不赚钱，但还是大量购买土地，并运用自己的经营技巧，在土地上指导佃户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则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政治权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向社会证明：他们所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虽然他们致富后在生活方式上极力模仿贵族，但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的。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一句话，他们要向社会证明：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他们的财富，有道德的目标。而贵族的权力则没有。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特别是在一些新教国家，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
在美国社会，人们谈论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找个便宜的服务。这种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文化，是中国的大款一两天学不会的。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摘自2005年4月17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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