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书本是理论，细节是艺术
作者：于永正
刚刚教书的时候，我真的很苦恼。在徐州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我是个很用功的人，是正儿八经的三好学生，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马卡连柯的书。可是，一踏上讲台，面对着徐州市搬运工人子弟小学的三年级(2)班的学生，我竟束手无策!
为什么教育学上的关于班级管理的理论派不上用场?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使我选择不准选择、也不该选择的吼叫和体罚?
我在苦恼中思索着，蹒跚着。
二
我写在脸上的沮丧和痛苦引起了学校老教师的关注。老教师告诉我：书中的理论之所以派不上用场，一是因为理论确实太抽象，二是因为学生又太复杂，这就难免使新老师手足无措。活的教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细枝末节上。任何老教师都有他的成功之处，不仅是优秀教师有成功之处，年轻教师一定要仔细揣摩、虚心学习老教师的经验。
这话我记住了，并细心观察我周围的老师，有时候向他们讨教。如果把老教师比做一本书，那么“观察”则是默读，“讨教”便是朗读。处处留心皆学问。一段时间下来，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当教室里还乱糟糟的时候，我再不像以前那样轻易跨进门去，而是像大队辅导员周传美老师那样，用目光扫视全班学生，用一种期待的、有时是严厉的目光盯着个别无视班集体的人。有时指名道姓地表扬表现好的人或者小组。一般情况下，全班学生会马上安静下来。
一次，我站在教室门口足足有半分钟了，大个子王承明还在和同桌的同学争吵，对于我的到来视而不见。我径直走到他跟前，俯在他的耳朵上，轻声说：“请到我的办公桌上拿一支红色粉笔来，动作快!”
他两眼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的话。我认真地说：“去呀，还迟疑什么呀?谢谢你啦!”
于是，他一阵风似地跑出教室。
如果说“扫视”是“举一”，是向彭老师学来的，那么，请王承明到办公室去取粉笔则是“反三”，是我的“创造”。于是我给自己打气：“于永正，你把‘书’读活了。”
上课了，如果值日生忘记了擦黑板，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指责学生，而是像江苏省模范班主任李桂清老师那样，一声不响地拿起黑板擦，细细地去擦干净。如果发现地上有纸屑，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批评学生，并命令学生捡起来，而是像李老师那样，悄悄地弯下身子拾起来……
就这样，我在悄然变化，班级也在悄然变化。
三
三年级(2)班里脾气最倔、最不服管教的是刘永田。别看他个子小(坐在第一排)，嘴巴却不饶人，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人称“惹不起”。
李老师见我经常把他请到办公室谈话，便私下对我说：“对于这种学生来说，既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
我反复地琢磨李老师这句话。李老师的话总是言简意赅。
一天，我问刘永田：“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他很诧异，用目光问我：“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妈这几天能活动活动了吗?”
“能，能!”
“有空，我去看看她。”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他的家在学校西边，离学校只有一步之遥。他母亲是街道干部，由于工作紧张，加上血压高，病倒了。我是从一位老师那里得知的。
一天课外活动时，我对刘永田说：“听说你力气大，咱们扳手腕怎么样?——我让你两只手。”
他认真起来，挽了挽袖子。
小小年纪的他，哪里是大人的对手?——败了。
“王承明也上，我让你们俩。”
二人一拥而上。单拳难敌四手，这次——我败了。
“人多力量大!”围观的学生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说。
就这样，刘永田、王承明和我越来越亲近了。
李老师说的“动之以情”，就是“以情育人”。以情育人，理也就在其中了。当然，对于他们的错误，我也不姑息迁就，有时照样批评得很厉害。严厉，也是一种情，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情，只不过不能经常流露出来罢了。
四
大队辅导员彭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这本“书”很厚重，因此，我经常和她探讨教育问题。
有一次，她说，为什么学生来到办公室非得立正站好?如果让学生坐下，师生间不是更融洽吗?为什么大扫除有些老师喜欢当“指挥员”，而不能当“战斗员”?如果和学生一起劳动，不是更好吗?
言之有理。既然“有理”，就付诸行动。从此，我再请学生到办公室来(哪怕是犯了严重错误)，我也搬把椅子，请他坐下来谈。“坐下来谈”，表示的是尊重、平等。从此，我不但大扫除时和学生“同甘苦，共劳动”，平时也把自己当作学生中的一员，每周也做一次值日生。轮到我值日的那天，我便比往常到班级更早一些，认真做好组长分配给我的工作。
“大道无痕”。教育的“大道”，自然也应该是“无痕”的。
五
一天下午第一节课，我班是自习课，我因有事没到班里去。事情处理完之后，已经快下课了。那时班级纪律虽然开始好转，但我还是放心不下，便来到了教室。同学们坐得井然有序。原来，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邹启虎和张长书等人表演“抬花轿”——邹启虎和另外一个男同学扮轿夫，张长书扮新娘，二位“轿夫”一前一后地走着，“新娘”则站在“轿夫”的中间一仰一合的，似乎真的坐在轿里一般。
等他们发现了我以后，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躬着腰向座位跑去。
“好，好!”我边进教室边说，“三人表演得精彩极了!再演一遍我看看。”
他们哪里敢动?
我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元旦马上到了，大队部正要求各中队出节目呢!我看你们三人就代表我们三(2)班中队参加演出，咱们的节目就叫‘抬花轿’!”
他们三人可真把这当成大事来办了，一天到晚排练。演出那天，张长书穿着女同学薛爱华的红灯芯绒外套，戴着红头巾，脸上搽着胭脂，还真像个新娘呢!他们的演出博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笑声。
李老师对我的做法十分赞赏，说：“这叫因势利导。水总得有个地方流。”
张安军一肚子故事，同学们都爱听。我问张安军的故事哪儿来的，他说：“看来的，听来的。”我对大家说：“你们也去看书，也去请老人讲故事嘛!咱们到一定的时候举办个故事会。”于是同学们便找书看，“小人书”成了他们亲密的伙伴。
张长书很喜欢用红泥做玩具手枪，有时上课也做，教数学的余老师没收了几次都禁止不了。一次我请张长书把做得最好的手枪拿来我看。一看，还真逼真!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了。“你只知道做‘五四’式的吗?手枪的种类多着哪!你搜集一下各种手枪的图案，再和同学们一起做，看看能不能在班级举办个‘泥手枪’展览。但是，上课可不能做哟。”
玩泥大概也是儿童的一种天性。有一篇文章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家长看见孩子玩泥，连声说：“脏死了!走，跟我回家练琴去!”说完，把他拉走了。这事被一位艺术家看到了，叹了口气说：“你焉知儿子将来是音乐家而不是雕塑家呢?”
是啊，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塑造孩子呢?为什么不尊重孩子的选择呢?我们为什么要没收孩子的“作品”呢?我们没收的不是一把泥制的手枪，而是没收了学生的兴趣，没收了“儿童天地”中的那一份对于美的追求和具有个性的创造。天性不能扼杀，只能因势利导。
六
随着“读别人”、“读自己”的不断深入，我真的悟出了不少教育学书上没有的东西。
一天吃早点，见到了王明乾的家长，他说：“孩子可喜欢您了，说您课上得好。”
家长对我说：“孩子特别喜欢听您朗读课文，回到家里常常学着您的样子读书。还有写字，很喜欢老师写的字，孩子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天晚上，明乾发现上五年级的姐姐把‘休息’的‘休’写成‘体’了，便说，人靠在树上才能休息，多了一小横，就成了‘体’了。明乾说，这话是您讲的。还有一天，他发现姐姐把‘名字’写成‘名子’了，连忙说，你的名字是‘王明华’，‘王明华’是字，不是‘子’，改过来。从此，他姐姐再也不把‘名字’写成‘名子’了。于老师您这样教，学生怎么能记不住呢?”
家长的反馈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上好课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没想到最让学生受益的、难忘的竟是那些教学细节!
于是，我更加注意细节——朗读的、写字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细节。
一年之后，我带的班成为徐州市优秀中队，我也被评为徐州市优秀辅导员。
七
我刚刚把这篇文章的草稿写完，恰巧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谈企业管理的文章。文章说，管理学上讲的是理论，管理中的细节是艺术。
现在我明白了，教育学上讲的也是理论，而教育中的细节才是艺术。细节处理得越好，距离荒蛮就越远。
读罢这篇文章，于是我把原来的《教育细节是活的教育学》改为《书本是理论，细节是艺术》，因为这个题目更符合我这篇文章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