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教育评估体系受困前行
作者：雷 新 路 强
“我们只知道要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择校难源于教育评估不完善
学生择校难，是今年“两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今年年初，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在参加新华网网络访谈时说：“虽然我们这些年推行职业技术教育，重视教育观念的转变，但现在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很早就给孩子定出了一条发展道路，要求他们将来一定得出人头地，一定要上好的大学。本来在小学、初中阶段，教育部规定是就近入学，可是现在呢？好多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然后上好的小学，再上好的初中。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不必要的竞争，学校没办法只能通过考试，谁成绩好就要谁。”
对于该官员的发言，一位学生家长非常不满。他说：“如果就近入学，那就要保证学校质量的公平。我们挤破头把孩子送到好学校里去，那是因为评出了一个个‘好学校’，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学校有什么好坏，只知道要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国家既然这么评，也就是指导着我们这么做，我们家长有什么错？”
针对教育评估体系中对学校的评估，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教育市长”之称的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曾提过提案。他认为，教育评估的目的主要是基础检查，是对学校是否达标的评估，是重在质量上的评估，而不应该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锦上添花”。现在评估者最愿意去名牌学校，因为名牌学校有钱，他们可以拿钱来换牌子。薄弱学校、困难学校没有人去评估，而考虑整体的教育质量，这些学校才恰恰是需要评估的。
在今年“两会”期间，朱永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说，“我觉得教育评估的重点是对学校进行督导，而不是评估谁办的好。我主张对于中小学，应把绝大部分的力量放在对农村薄弱学校的评估上。达到最基本的要求，才给你‘经营许可证’，你才可以‘开张’。因此我建议教育部取消对示范学校、现代化学校、重点学校的评估。”
朱永新委员认为，教育评估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当前社会上对名校的趋之若鹜，与教育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不规范，有很大关系。
择校难，使现在许多家长感到头痛。另外，用人单位也为那些在考场上“过五关，斩六将”的人才感到不甚满意；学生自己则更是有着难言之隐：“就业难，学习压力又重，我们做学生的容易吗？”老师也不无困惑：待遇与评估直接挂钩，不应付行吗？教育主管部门也有话说，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评估势在必行，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使其不无苦恼……
我国现行教育评估体系到底怎么了？
“评上了有奖，有钱拿；没评上，说明你不行。”
既多且滥水分掺杂
引起人们对教育评估体系的思考还不只是在当下。早在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就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估的研究与实践进入了全面开展的阶段。该《决定》提出：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
其后，国务院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逐步建立系统的教育评估和监督制度。”原国家教委分别于1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和《教育督导暂行规定》。《普通高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的行政法规，其中对教育评估的任务是如此定义的：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和标准，通过系统地搜集学校教育的主要信息，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对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做出评价，为学校改进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部门改善宏观管理提供依据。
“但是目前‘系统地搜集学校教育的主要信息’的过程，存在着太多太滥、水分掺杂、不公平、不透明、不规范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席裕庚教授说。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对此也体会颇深：“学校的上级管理部门非常分散，有教育司、社科司等众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评估手段。课题评估，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重点基地、重点课程的评估等等，学校为应付繁多的评估和检查，不断地要求老师们造假、申报，形式主义非常严重。”
一位教师告诉记者，他所接触的大量中小学教师，乃至大学教师，对评估都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原因就是“评上了有奖，有钱拿；没评上，说明你不行。”由此，养成了“逼人造假”的风气。
席裕庚委员说，对教师的评估在学校内部叫“考核”，教师的许多待遇与这些评估直接挂钩，而且由于监督机制不完善、不透明，许多教师报上的东西都多多少少掺杂水分，而且因为数字繁多，日期不统一，许多东西查不出来，也没办法查。
于是，为了造假，教师经常付出额外的、无效的、对教育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劳动，许多教师为此苦不堪言。
在学校评估方面，则更是放大了这种“风气”。为评上一些重点项目，学校要付出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对评估团迎来送往，“吃、喝、拿、要”在所难免，评估工作中也难免滋生腐败现象。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中称，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增强高等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发挥社会对学校教育的监督作用。而我国现行的教育评估都是由教育部门来进行，也可以说是自己在评估自己。并且各种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评上了就可以得到多少拨款，依然保留着行政式的管理，因此有人将教育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座堡垒”。
“评估就意味着填表、数字的整理归纳，那叫评估？”
“硬性”指标抵住质量“软肋”
杨春时委员说，目前所有的大学都在力争办成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大学有不同类型，不可能由此“一刀切”实行一个模式、一个标准。
选优评估直接造成了以“数字”作为量化指标。在现行教育评估中，分数、教授数、项目数这些“硬性”的指标都无法替代。杨春时委员认为，各个学校教育的任务不同，因此评估标准也应各不相同，量化指标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绝对化。
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对学校的评估，就是看你有多少重点实验项目，获得了什么级别的什么奖励，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了多少论文等等，学校再据此对各个系进行要求，系里再要求老师。”杨春时委员说。
“对老师的评估同样如此，以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职称评定，以前看的是论文的内容，现在只是看你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和数量，达到标准就可以评上。学术不是商品，而是思想的追求，可是现在学校里的研究成果都与收入挂钩，多发表一篇论文奖励多少钱，这也造成了学术的浮躁。”
“我们现在不断强调素质教育，能力比知识更重要。课堂上要有启发和讨论，课堂与课外要相结合。可是在现在的学校中基本没这么做的，学生的考试成绩，特别是文科生，分数都是靠死记硬背，学生的才能非但没有得到培养，甚至被掩盖。”
另外，还有令学生“喊冤”的“硬性指标”。
由于在现行对学生的评估中，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评“优秀”，于是，许多学校给不及格人数下“硬性指标”。比如，规定一个班必须有10%的学生“不及格”，也由此来评估教师的教学质量。这就等于首先就设好了“牢笼”，再往里面“填鸭”。如此一来，盛行在学校、教师中的评估“风气”也影响到学生中间。为了逃脱那“10%”的厄运，许多学生在考试过后，即准备着去老师家“走门串户”，或者打“关系电话”。
“这种现象，见得多了。”湖北大学毕业生小余告诉记者。小余是个硬脾气，对于这种有“硬性指标”规定的“以考代评”，他表示：“以学到东西为准，‘绝不向老师低头’！”但他同时又经常担忧。
“不评估，吃大锅饭也不行；评估，就要公平、合理、透明。”
“评估”不是“评比”，还评估以本来面目
“评估，本来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在教育主管部门，这是得到了充分认识的。但是，由于评估体系不够健全，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远离了本来的面目，也无法达到它本身的目的。”席裕庚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评估体系中标准不一，教育主管部门行政干预，检验系统不健全，致使评估过程中以“数字挂帅”，简单的数字无法真正体现评估的内容，导致评估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为此，席委员建议，还评估以本来面目，建立规范化的信息管理，减少现在繁杂的评估项目，并制定统一的项目标准，以事实为准绳，用真实的基础信息来“表达”评估内容。
他举例说，本科教学评估，“优秀”、“不及格”这种分法就极不科学，许多学生的优点和优势在这种评估中根本就反映不出来。应该将学生综合学习的信息进行规范整理，用这些信息体现学生的素质。而对于教师、学校来说，也应如此。
他建议教育部抓紧研讨，统筹规划，研究制定规范的基础评估项目。要从具体的评估过程和评估行为中退出，不要做“等着你来报，我来评”的角色，要充分调动学校、教师、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
席委员一再强调，教育评估不是评比，要“评特色，评质量”，而不是“比优秀，比（数目）多少”。
席裕庚委员还说，我们国家目前的许多评估都是“自己评自己”或者小局部评，然后再传播到社会，引起了误导。而且，在教师评估中，一般是谁要评，谁上报，导致了那种有“特殊积极性”的人从中获利，不利于整个教育界风气的培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他建议，以规范的基础信息库为准，谁评估谁调查。政府部门要评，由政府部门负责调查；学术机构要评，由学术机构负责调查。
对此，朱永新委员也说，国外的教育评估机构，绝大多数是非政府机构、学术机构等。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评估经验，让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脱钩，由独立的学术、市场中介机构担任评估主角，让社会评价机构、学术媒体以及各种民间的教育评估机构一起介入这个评估，使评估成为一种独立的中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