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5期
尴尬的个人所得税
作者：肖华东
谢旭人透露，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初步方案已经提出，下一步要按立法程序上报国务院进一步审议。国务院审议以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中相关条款。
这个消息让一直在提个税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深感欣慰，而与他一样感到高兴的还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贫富倒挂”的尴尬
个税改革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按税法规定，目前个人取得的11类收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意外收入所得、稿酬所得等。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的涉及面最为广泛。这恐怕也是个税改革迟迟不能出台的重要原因。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马国贤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解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之所以迫在眉睫，主要原因还是，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在中国几乎完全丧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倒挂”现象。
据悉，中国去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将近1800亿元，65％来源于工薪阶层，而真正高收入群体的纳税并不是很多，由此，在纳税人心中也产生了“劫贫济富”的不公平感。
马国贤指出，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现行的个税政策管理体制有关。他说，现在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单位代扣代交，这一制度能直接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而对于那些高收入的中上管理者而言，就很难有一个有效监管。尤其是私营企业，要分清哪些是个人所得，哪些是企业收入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所以，避税就变得极为容易。
同时，在一般人眼中，外企纳税应该是比较积极和规范的，但据一位在上海某著名外企工作的刘先生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如果他自己要避税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们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我只需要在香港、纽约或者其他某个境外银行开一个账户，公司直接以美元、港元等货币形式给我发工资就可以了。”
“个人所得税给我的印象是管老实人的。如果你老老实实纳税，交了也就交了。如果碰上胆子大的，不纳税并且有能力和机会避税，地方政府可能会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税务部门也就无可奈何。”刘先生一针见血地评论。
起征点亟待提高
中国个税出现“贫富倒挂”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起征点太低，以至于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的工薪阶层都要进入纳税名单。
姜德明常给媒体讲述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月工资是33元，现在月工资是1600多元，20多年时间，月工资已经增长了50多倍。但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800元个税起征点，仍然没有统一提高。“按照现行的起征标准，工薪阶层反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与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
于是，一位叫余丰慧的网友就提出：如果比照工薪阶层工资提高50倍来推算个人所得税现在的征收起点，应该是40000元。依据这个参考数据，再综合物价增长等各个方面情况，起征点应为10000元左右。虽然有些过激，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另据新浪网一项“您认为个人所得税从多少元开始起征比较合适”的调查显示:起征点选择2000元以上的占43.91%，选择2000元的占39.09％，选择1200元的占14.49％，而仅有198人选择维持现行的800元起征点，占总投票人数的2.50%。
“提高起征点是中国目前解决个税问题最简便的方法。”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财税律师严锡忠认为，从一般法理上讲，税收应该是中性的，能够用最小的税收行使最好的公共政策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提高个税的起征点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支持民生，藏富于民，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体验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不过，严锡忠律师也担心，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代表们可能对于起征点问题不那么敏感，有些代表还会基于地方经济利益考虑而不予支持，“所以，与民间相比，提高起征点在人大会上的呼声还是比较弱的。”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立法者立法思想的统一。”严锡忠律师说，“中国中低收入工薪阶层人数众多，现在公共服务又没有跟上去，如果纳税范围过宽恐怕会引起更多不满。”
个税用途应公开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老百姓除了关心个税的起征点问题以外，对于纳税之后税收如何使用和分配也相当关注。
陆先生是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每个月税前收入大概是1.5万元左右，扣除个人所得税2400－2500元。虽然对他来说所缴税额不算太大，“但这笔钱在上海也能租到很好的房子了。”所以，他就非常想了解国家将个人所得税收上去做了哪些公共服务。
陆先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位大学同学移居加拿大，加政府执行个人所得税率高达45％，但是，他们一家子生老病死几乎都是政府给包了。“他老婆要生小孩，政府每个月补助100加元营养费，并且，提前一个月就住进医院，一切费用全免。”
“如果政府能够将这笔钱真正用在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上，让我失业以后不用担心没饭吃，生病以后不用担心没钱治病，即使把自己每个月工资一半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我也愿意。”陆先生如是说。
马国贤教授也认为，现在一些单位的职工连自己个税交了多少，税收比例是多少，如何计算等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纳税以后的使用情况了。“个人所得税几乎就是一笔糊涂账。”据统计，约90%以上纳税人都不清楚自己缴了多少税，也不知道政府对他纳税的税率是多少。
其实，从“管理型”税收征管方式向“服务型”税收征管方式的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服务型税务”首先就是要求政府树立以纳税人合法权利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纳税人不是小偷，政府不需要对老老实实的纳税人进行监管，而是通过提供便利的纳税条件，公开税收使用状况，让他们心里有数，从而培养公民自觉纳税意识。”马国贤说。
锁定高收入人群
毫无疑问，要解决个人所得税“贫富倒挂”现象，如何锁定高收入人群将是一个关键。
从税务部门检查中发现，高收入者避税方式五花八门:一些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靠签订假合同少报收入少纳税，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还有扣缴义务人故意为纳税人隐瞒收入，并按虚假的支付数额扣缴个人所得税;更有些扣缴义务人随意改变扣缴比率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重点监控“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措施，行业中包括金融、保险、电信、高新技术企业、足球俱乐部、星级饭店等。
“这样做虽然也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个税征收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马国贤教授评价说，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采取“综合征收”的方式，建立起完备的财产申报和会计审查制度。
严锡忠律师也认为，“综合征收”一方面可以灵活地考虑纳税人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让有些家庭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尽可能防止高收入者偷漏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约征税成本，拿出更多的钱来做公共事业。
个税也是一柄双刃剑，需要在财政收入和鼓励创业两方面进行适当的平衡。严锡忠提出，企业家群体收入肯定不少，但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过一般人，同时，中国针对企业的其他税收也很多，比如增值税就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所以，如果要提高对企业家群体个税的征收，则应该减免其他一些税收，鼓励创业。”
“减轻对老百姓的税收，并不意味着要打击高收入者。政府应该将监管的视角放到那些依靠资本生财的富有人群身上，从而达到社会财富的整体平衡。”严锡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