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我为什么还在当教师

作者:[美]布伦达.弗洛拉.西勃多




  有些人从事教书这一行当是因为有一种使命感。而我不是,我纯粹是偶然的。
  高中毕业那年,老师们问我毕业后打算干什么。
  “找个活儿干呗。”我答道。尽管我是个颇为优秀的学生,可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要上大学——部分原因是上大学的费用问题。
  我的老师很震惊,劝我再想想。他们说,你必须上大学。如果你需要钱,可申请些奖学金,我们会帮助你的。他们果真说到做到,提名让我享受多种奖学金。
  我是在填申请表的时候才决定当教师的。不是因为教育有什么特殊的魅力,而是除此之处,我只对父母工厂里的活计有点了解,觉得教书要比干那些活强,因此我就选择了教书。
  然而,在第一年执教期间,我开始嘀咕我是不是作了错误的选择。情况同我所期望的相去甚远。我在校读书时始终是认认真真的,可这些家伙……对于作业潦草、迟交或者完成不了作业——甚至干脆不做作业,他们都满不在乎。
  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年过后,我应该对此司空见惯了。可是我却感觉自身的幻想在日益破灭。
  我也得不到其他补偿。我的工资低,而且由于工资冻结,这种窘境一直持续了4年。我是单身,婚姻无望(在一个妇女占多数的领域中,我本应该预想到这一点)。而我的教学成就获得哪怕是一点点认可的可能性看来都是很渺茫的。
  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然而,第五个年头的经历确实对我产生了影响。
  在开学的第一天,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来看我,他耷拉着脑袋,慢慢地走进房间。
  “我有一个坏消息。”他说。然后,他告诉我,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在前一天晚上自杀了。
  自杀的这个少年是我在这所学校教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这孩子很合群,同学们都喜欢他。
  但是很显然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他给他妈妈留了张条子,问她是否真的爱他。他告诉她,他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去了,在那儿等她。条子上还写着,如果她爱他,就应该在午夜前去公园救他,否则,他就开枪自杀。
  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把条子留在厨房的桌子上。午夜以前,他妈妈没有到公园去,他便真的自杀了。
  他不知道的是,他妈妈那天晚上必须比平日晚些下班,午夜后她才看见那张条子。我听到这消息,几乎瘫成一团。但心头的疼痛才刚刚开始。
  此后不到一个月,一个学生走近我,问道:“您认识安妮·史密斯吗?”
  “哦,认识。”我说。安妮具有能使互相闹别扭——甚至快要动手互殴的学生握手言和的非凡本领。在同伴中,她是个擅长调解的人,只是没有那头衔罢了。
  “唉,她昨晚死了。”这个学生说。安妮和两个朋友一起坐一辆小汽车,她坐在前排。事故出得蹊跷,车翻了个筋斗,她被压死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走了两个!
  就像这年的开头糟糕得还不够似的,不久我听说我的班里有个同学怀孕了,而她妈妈正逼她去流产。就在这同一个班里,一个13岁的男孩使他的女朋友怀上了孩子。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又有一个自杀了。
  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简直让我想不出一个继续当教师的充分理由。
  “老天爷啊,”我大声呼喊着,“为什么我不在某个工厂找个活干,挣更多的钱,结识更多的男人,免得遭受孩子们死亡带来的伤痛?”
  
  咱们做个交易吧
  
  不久,我的答案就来了。一个周末,我去了单身静修所。开场白的题目是“咱们做个交易吧”。在每扇门后面,上帝都送我一条启示。
  第一扇门后面,是一条关于声望和认可的启示。
  “让我们谈谈声望,”讲话者说,“理查德·普赖尔是个名人,可据说他是个瘾君子。由于吸毒成瘾,他意外地引火烧身,眼下正在痛苦中煎熬。声望也不能保护他,他还是陷入了绝望。”
  第二扇门后面,是一条关于财富的启示。演讲者讲了大约20位有钱人的故事,这些人就其财富和这些财富是如何获得的接受了采访。大约10到20年后,又对这些人进行了跟踪采访,了解一下他们的境况如何。结果,其中许多人已经破产,一些人自杀了,其他人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没有一个人拥有可与原先相比的财富。
  第三扇门后面,是一条关于婚姻的启示。
  “婚姻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吗?”讲话者问。“好吧,问问约翰尼·卡森。他结过几次婚?他付出了几千元的赡养费?”
  上帝迅速解开了我心中的疙瘩——只有一个除外:学生们正在死去或正在毁灭自己的生命,我为此感到痛苦和无助,我应该怎么办?我不能当教师,我的心头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
  但是上帝没有讲完。
  
  最充分的理由
  
  就在那个周末的星期天,我去听了一场由当地一个青年小组举行的音乐会。歌手是些中学生和年轻人。在音乐会快要结束时,歌唱小组的组长走到前面,介绍了一首有关他们最近失去的一位朋友的歌曲。这位特殊的朋友有个本事,能够和把大伙差不多都得罪遍了的人交往。
  一天傍晚,她和别人要在一位朋友家会面,共进意大利面条晚餐。组长想给她去个电话,然后去接她。但他知道,她会同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呆在一起,因此决定不打电话,不去接她了,直接到朋友家去。
  “除她之外,大家都到了朋友家,因此,我们决定再等一等,”组长说,“过了好像不知多久,另一位朋友给我们不幸的消息:在过来的路上,她死于一起车祸。”
  “我们简直身心交瘁。”他说。
  他们开始唱一支歌,我倾听着。歌的名字叫《我一直要你做的是去关爱他们》。
  突然间我认识到,我要离开的最大理由也正是我应该留下来的理由:为了痛苦的孩子们。也许我不能挽救每一个人,也许我会常常体会心痛的感觉,但有件事情我可以做。
  只要他们同我在一起,我就会关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