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跟着“洋妹妹”闯欧洲
作者：赵 光
邂逅洋妹妹，在欧洲富国当穷人
我叫李东华，出生在成都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上小学一年级就投身于体操训练，13岁获全国少年比赛鞍马第三名，16岁入选国家体操队。正当自己带着美好的憧憬，奔向冲击冠军之路时，命运却接二连三地捉弄着我。
先是在训练中，因意外踩出踏跳板撞到跳马的马头角上，内伤严重，被摘除了脾脏和肾脏。身体稍稍恢复，我的双脚跟腱又在比赛中同时断裂，这是世界体操史上罕见的伤例，命运再次把我推向残酷的现实中。很多人都劝我改行，但我没有屈服，很快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训练场上，并于1987年5月获得全国体操锦标赛鞍马冠军!
正当我向梦想中的汉城奥运会冲刺时，在一次双杠训练中，为攻克一个高难度的新动作，我的锁骨和脊椎又严重挫伤。医生宣判我不能当运动员了，教练和队友纷纷摇头惋惜。难道我的体操运动生涯从此真要结束了吗？一时，我如万箭穿心，痛苦、迷惘甚至绝望，如恶梦般缠绕。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时一位“洋妹妹”的出现，竟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天早晨，天空飘着牛毛般温柔的雨丝，我路过天安门广场时，发现一位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的外国女孩，手里拿着地图正焦急地寻找着什么。我走过去随口说：“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她却用汉语说：“我要去北海公园，怎么走？”就这样我俩相识了。尤其得知我是一位体操运动员时，“洋妹妹”十分兴奋，说她叫爱丝柏兰莎，瑞士人，以前也练习过体操，很喜欢这种能充分展示美的运动。她说她在做一年的环球旅行。
从此，这位背着绿色旅行包而又十分幽默俏皮的欧洲女孩，就不断约我聊天。她说：“经受那么多的厄运，仍能谈笑风生，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让人敬仰的绅士!”就这样，爱丝柏兰莎在北京逗留10天，我们竟7次相约。6月29日这一天，爱丝柏兰莎结束了她在中国的旅游，就要启程回瑞士了。她提前买好了东方国际快车的车票，准备途经苏联、波兰和德国等地，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瑞士的卢塞恩市。这真是万里行程呀!临别之际，我们依依惜别。
12天后，我收到了她从瑞士寄来的航空明信片，上面用英文写着她非常非常想我，希望我给她写信。随后我们开始鸿雁传情。随着几个月来感情的急骤升温，我也因对爱丝柏兰莎的那份思念而备受煎熬。这时队友劝我：“你要真爱那位瑞士女孩，干脆就娶了她!”没想到她在电话中爽快地说，她愿意嫁给我，并说为了神圣的爱情她愿意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
就这样，爱丝柏兰莎千山万水来到中国与我结婚。蜜月过后，她见我对奥运冠军梦仍耿耿于怀，又考虑到当时我已离开国家队暂时没有工作，便提议一起到她的家乡定居，在瑞士治病、训练，将来东山再起!
于是我俩于1989年3月9日，来到了瑞士卢塞恩市爱丝柏兰莎的家。这个风景如画的欧洲小国，是令人神往的“欧洲天堂”，在那里，我首先遇到的却是找工作的尴尬。
为了找份工作，我曾跑了许多地方，但却没有公司愿意雇用自己。原因是我不懂德语，除了体操再无专长，更要紧的是我虽然有居留权，但没有拿到B种工作许可证。在这一点上瑞士比美国要严格得多，你没有工作许可证，连洗盘子的活都找不到。为此我碰了不少钉子。我甚至拿出我在比赛中得的奖牌，表明自己的身份，指望对方看在我是这冠军那冠军的份上给一份工作。可对方根本不买账，反而对我这样做感到莫名其妙。找工作就找工作，让我们看奖牌干什么，它能代替工作许可证吗？能代替专业特长吗？能代替会讲一口德语吗？我想请爱丝柏兰莎的父亲帮忙，由他出面也许能给我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妻子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瑞士人不讲究靠关系办事，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所以她没有向父亲张口。岳父先生呢，明知我为找工作四处碰壁，有时候还过来问我跑得怎么样了，甚至安慰鼓励一下，但却从不提他会给予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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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不同，在瑞士，体操不是工作，当运动员不但没有薪水，反而还要交训练费。所以，在这里想“进国家队吃皇粮”，无异于天方夜谭。
终于有一天，一位叫汉斯的人给我带来了好运。他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大客车公司，这家公司是德国名牌客车NEOP LAN在瑞士的分公司，同时也承揽大型客车的维修业务。
汉斯之所以肯雇我这个既无业务专长，又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一是他热爱中国文化，自学汉语已有多年，已达到用汉语作简单交流的程度，并掌握数百个汉字，可以写简短的书信。他想和我用汉语交谈，以提高中文水平。此外他是一位体操爱好者，热心参加有关的活动，几乎每年12月的瑞士杯国际体操大奖赛，他都会推掉手头的工作，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中国运动员。
第一天上班，汉斯特意把公司的员工召集起来，把我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体操名将，还得过中国的鞍马冠军!说我能来此工作是该公司的荣幸，大家热烈鼓掌。众人散去之后，我等汉斯分派工作。汉斯想了想，指着停车场的墙说：“你先把这墙刷刷吧，完了把办公室也刷了。”
“你是说……让我刷墙？”我好像没听懂似的。他很认真地说：“是呵，这墙很长时间没刷了。我一直想找个打工的刷刷，你来了，正好把这活干了。”我愣在那里，除了惊诧，还十分尴尬。因为他刚才还在冠军长冠军短的捧我，现在手一松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一瞬间，我甚至怀疑他在作弄我，心想，你不应该先捧我啊!只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介绍给大家就行了，现在不是要我难堪吗？
汉斯以为我没听懂，于是特意用汉语讲述了一遍，并作了示范。我换上了工作服，蘸着天蓝色的颜料，刷起了很脏的车场墙壁，屈辱感慢慢消失了。第一天下来，我给爱丝柏兰莎说起我干的活儿，她的反应只是这活累了点，对我业余时间的训练不利，而丝毫没有嫌弃它的低贱。妻子甚至还祝贺我找到了工作。
平时我在下边卖苦力，汉斯高高坐在经理室里，下了班我们却没有任何差别，仍是一对好朋友，他每天派人用车接我上班。一位老板每天派专车接一个干杂役的工人上班，这在国内是不可想像的事，此外还有他每天都请我在他家吃饭，在国内也是少有的事。
正如汉斯事先说的，我的工作就是打杂，干一些公司没有人干的活，洗车，打扫卫生，搬运重物，给技术工当下手。而这些杂活是干不完的，劳动强度很大，十分繁重，有时候下午几乎再没有力气训练，加上身上的伤痛，常常折磨得我一躺到床上就不想起来。可是，一想到我的处境，想到处处体谅我支持我的妻子，我又强忍苦痛，顽强打拼。
我每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干到中午12点一刻左右下班，中午在汉斯家吃饭，他可以在这段时间用汉语和我交谈。吃完中午饭，然后收拾行囊从汉斯家到体操训练馆训练，等训练完毕，我回到卢塞恩的家中，已是夜晚8点多钟了。吃过晚饭，我又要跟爱丝柏兰莎学习德语，累了一天的我，一边读写一边呵欠连天，有时候书本都拿不住，什么时候从手中滑落都不知道。那时爱丝柏兰莎就看着我打盹，既不想喊我继续学习，又不想喊我到卧室休息，她知道一旦喊醒我，不到时间我是不会去睡觉的。有时我从桌边醒来，见爱丝柏兰莎眼里含着泪水，她是心疼，也因为感动。岳父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很少发表意见，但他对爱丝柏兰莎说，中国人太能吃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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