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大爱陶子，大德陶子
作者：高万祥
令我尊敬和信奉的还有“生活教育”和“人格教育”的伟大理论和神圣实践。
陶行知“生活教育”以及“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源于王阳明又高于王阳明。明代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号阳明）的哲学思想“知行合一”论，是对儒学特别是对朱熹“知先行后”理论的批判发展，其核心是强调如何在道德修养方面下功夫。王阳明认为，世界上，只有能让人们都去实践和行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道德理论和伦理观念只有落实在行动上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这种利世功效、强调实践操作的人生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论，也许是一拍即合的，所以对作为杜威高足的陶行知影响很大。这从先生改名一事亦可略知其脉络梗概。1911年（一说1910年），先生改陶文浚为陶知行，1934年又改陶知行为陶行知，简单的文字变化的背后，是先生教育哲学思想的重大变化和发展过程。“王阳明的话我可以把他翻半个———180度的筋头，意思就是把他的话来个倒栽葱。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的侧转法就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爱迪生由试验才把电灯发明成功。婴儿明白火烫手，也是从实际经验得来的。所以教育应培养行动，应当培养知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当然，更令后人敬仰不已的是他的办学和教育实践，比如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要知道，他当时身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放弃几百大洋一个月的教授工资，以后又拒绝了让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和河南省教育厅长等邀请，宁可去办学校，搞平民教育，还身体力行，亲自挑水挑粪，过农民生活，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十分罕见和突出的啊！
学习王阳明的哲学人格思想，先生砥砺自我，决心“立真去伪”，在自己心中建立真我主宰，并勉励自己，“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
“用生活的力量改造生活”，我把先生的这句话印在学校科研刊物《新教育财富》的每一个页面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之所以竭力主张让全校师生都写小故事，讲小故事，看小故事，正是受先生的启发影响，希望把师生们自己的生活，变成自我教育和人格学习不竭的资源，相信这是形成美德的很好的教材和渠道。再比如，我校近年来坚持在以往单一春游的基础上开展“文化考察”活动，也是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具体实践。“这个学校自24年12月9日起，已经开学，还没有取名字，我姑且送它一块校牌，叫做民族解放大学校。它用不着建造武汉大学那宫殿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这个大学校的数不清的分校，连坟墓都做了我们的课堂，谁能说庙行的无名英雄墓和古北口的支那勇士墓不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啊！”陶子当年，把国家危难、人民命运和教育紧密相联，这是“生活教育”的真谛。那么，新时代的新教育，又岂能把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关在学校里读死书和死读书呢？
还有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对我的影响也至大至深。“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但是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即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学生自治若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全校就是修身伦理的实验室。照这样办，才算是真正的修身伦理。”“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他到最高尚、最完备、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那方才是好学生。”“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处所……人格要互相感化，习惯要互相锻炼。”先生的教诲如此亲切实在深刻，他使我坚信，教育是“做的哲学”，人格是一笔一划写成的，人格和道德的学习必须从衣食住行中的一件件小事做起。于是，便有了张家港高级中学的《人格学习三字经》，有了以“不剩一粒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餐厅文明建设”活动，有了《张家港高级中学教师服饰仪表和文明行为要求》等等等等。我不仅把先生的头像天天挂在身上，学校不仅把先生的大幅画像贴在“行知楼”的墙上，我和我的同事们更把先生的教育理论转化为办学的具体行动。可以说，在张家港高级中学的校园，时时处处都有先生的思想和身影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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