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我在美国评职称
作者：王 玲
B市在美国南端，靠近墨西哥，人口以西班牙语裔为主，文化水平较为落后。这所大学原为地方学院，教师大多只有硕士学衔，就在聘我那年，刚刚转为州立大学B市分校，并刚开始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想来同事之间不会有激烈的竞争。我选择来此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这里直接给予副教授职位，而其他大学对于刚毕业的博士只给助理教授的职位。这无形中省去我五六年的时间。于是我毅然携家由美国东北部大城市搬来这边陲小镇。在我与学校签定的合同上还有—个条件，即试用期为6年，试用合格可以转为终身教授。在美国，一旦成为终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铁饭碗，无论国内发生怎样的经济危机，国际上有任何事端，均不可以解聘。对转为终身教授，我是满怀信心的。
我在中国是科班出身，自孔老夫子始提倡“有教无类”，教学法课告诉我，教师在课堂上要起“主导”作用，带领学生步入科学殿堂，要教会学生；而美国教学是自由主义的，老师要适应学生。由于这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过去十几年听的课全然不同。很多老师也出于好奇前来听课，后又由好奇转为钦佩而每课必听了。6年来，在我来说不过是认真工作而已。我保留着我那个年代中国教师的认真备课、耐心辅导，也保留着“右派分子”低头干活、不多说话的“光荣传统”。不久，我在学校里就成了一颗明亮的星，但同时又是一颗游离的星。
美国人一样有远近亲疏，而我和谁也不近不亲。你一个外国人，居然是我们当中最高学历，居然在学生中引起一片好评，居然得到巨额的科研经费，做访问学者、开国际会议……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导致了在转终身教授时的一场闹剧。
试用6年转为终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6年来每年对我的审核也是好评如潮。可万万没想到，“人事委员会”7位成员中4位投了反对票。应当说他们都有头脸，我的存在也许有损于他们的光辉。就这样，我转为终身教授在最基层被否决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会上发言较少。
人事委员会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觉得这个决议太不公平了。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系里进行了民意调查，全体教职员一个不漏。调查结果是，除了人事委员会里那4张反对票外，其他所有人均表赞成，并郑重签名。这份民意调查和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送交到上一级，也就是理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
据说院一级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系人事委员会均有代表参加。应当承认老美有民主素养，会上发言、表态均鲜明、坦率，并不左顾右盼。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扩大会议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6年来工作成绩显著，理应转为终身教授，并形成决议，呈报副校长审批。
我们原以为事情将到此结束了，又是万万没想到，副校长居然推翻了院级决议，不同意我转为终身教授。他强调：基层了解一个人最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层意见。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动作。先是找我个别谈话，通知我他的最后决定，并表示遗憾。按美国规定，试用期满不能转为终身教授的应离开此校，另谋工作。紧接着下午又找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决议，马上涨一级工资，作为合同教师留任本校工作—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当时我手中掌握着巨额科研经费，我可以带着这笔款项去其他学校工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字不能签!于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我爱人开始安排今后了：翻报纸看广告，寄求职信，打无数电话，还要考虑这里的房子……当时，我们心中一直带着一个大大的、沉重的问号：美国一直自诩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确切地说，不是问号，是激愤!答案很明了：人性的弱点———嫉妒；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
期末，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就在全校教师列队集合时，我偶然发现一位教师在散发传单。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时与我无工作接触，仅仅认识。此时，他面容严肃、旁若无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把传单交到每个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相识一样给了我一张。一看，又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士。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许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这封公开信中，他称我为全校独一无二的数学家、优秀的老师，还列举了我的一系列表现，最后相当鲜明地指出：“我们标榜自己已是优秀的州立大学，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位优秀人才？我们标榜是人权平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接纳一位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意到每个人都看了这份传单，当然也有人看过后不以为然地丢掉，可更多的人在思考。整个毕业典礼，学生教师中一片低语声，也有人指指点点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在我脑海中也进行着激烈的思考，面对此形势，我应该怎么办!我忽然想到一个重要人物：一位德国人。在招聘我时他曾多次向招聘委员会进言招个中国人。我来此工作后，他对我也有一些关注。现在他已官至副校长，但因分管其他工作，我这段评职公案不知他是否知晓。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计划我要去X市工作四周。在离校之前，我带上与评终身教授有关的全部文件去闯德国人的办公室。事先没有预约实在不够礼貌，但事情紧迫，已顾不得许多了。我拍门而入，恰恰办公室只有他一人，恰恰他又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当我把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S君在系里的民意调查、理学院评审委员会的决议、副校长的决定及叫我签字涨一级工资并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师告全校师生的传单，依次摆在他面前时，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已激动得脸红脖子粗了。接着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情绪激昂地说：“你算找对人了!我是本地区平等委员会的代表，你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这不是为了一个许钟灵，是为了众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他站起来，好像马上要行动的样子，“我要和副校长去谈，和校长去谈，召集教师工会的专门会议……你愿不愿意召开全市记者会?”“当然愿意!”到这时候了，我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后来，这位德国人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教师工会开过会，学生联名写过上给校长的公开信，并登在校报上。校长也给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每位同学复信，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还他们所爱戴的老师—个公道……
一时间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一直关心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事，为此又找过德国人一趟。这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算了吧!此案已经翻过来了，不要叫某些人太为难。”还朝我诡秘地挤了一下眼睛。行，中国人说的，见好就收嘛!
此后，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辞职，转到系里去当教授。老美能上能下，这点很好，见到我仍笑脸相迎，且不忘祝贺我荣升终身教授。是脸皮厚，还是承认失败的君子之风?此后，再没跟那位德国人单独谈过话，也没请过客、送过礼，甚至没说过一声“谢谢”。对此，我这个老中一直于心不忍。听说他也将辞去副校长之职去当教授。而那位生物老师，无论当时或事过之后仍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好像从未发生过曾为我两肋插刀的仗义行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至于那位在系里搞民调的S君，仍忙于教他的书，挣他的钱。原人事委员会那4位投反对票的当然略有尴尬，不过中国人讲温良恭俭让，过去的一切我都不去计较，面子上都过得去才好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