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乡村小学教师的福音
作者：马建强
193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青年学生朱启贤立志创办一本刊物，通过这本小小的刊物，把乡村小学需要的各门知识，深入浅出地输送给那些乡村小学教师。朱启贤的志向，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群青年学生的响应与支持。就在这一年的10月6日，这本以被大人先生们遗忘了的乡村小学教师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综合性刊物———《教育短波》诞生了。
一、创办缘起
1933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南方参观考察，朱启贤参加了这次考察。临行前，朱启贤特地来到北京大学找何兹全商量事情，何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两个人是山东同乡。朱启贤对何说，他要创办一本以乡村小学教师为阅读对象的刊物。因为乡村小学教师太可怜了，收入少，买不起书，订不起报，他们业务知识很难得到提高，又听不到国家大事。可是他们在乡村，却是圣人，他们除去是少年儿童的老师外，还是一方农民的老师。他们的知识丰富了，提高了，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给农村少年儿童带来好处，也可以发挥他们一方圣人的作用，使一方农民普受教育。他们可以对农民讲历史故事、国际知识、国内形势，也可以讲生产科学，帮助农民种好粮食，增加生产。朱启贤的想法得到了何兹全的支持。于是朱启贤立即起草了一个办刊缘起，打印了很多份，准备趁去南方考察的机会，送给被访问的教育家，发放给有关学校的教师。
对刊物名称，朱启贤最初的设计只是《短波》两个字。短波，为一种波长为100米~10米的无线电波，能传播到很远的距离。朱的意思是借用这个词，表达刊物是远距离给乡村教师传播知识提供服务的。同时他想，乡村小学教师所需要的知识不仅是教育方面的，教育之外的他们也需要。可何兹全等一帮朋友觉得“短波”两个字含义不明确，还有可能被误解为是无线电类的专业刊物，于是后来才变为《教育短波》，但内容却仍不限于教育，只是以教育为主。
在办刊缘起中，朱启贤深情地写道：
“小学教育，现在已经是应该想法子充实的时候了。民众教育，现在已经到了想法子推广的时候了。想推广民众教育与小学教育，一定得充实乡村及小城市中的小学教师之知识、见解与教育能力……可是现在我们小学教师的情况又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们是民众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中坚，担负着延续和改进社会文化及民族生命的大部分的责任。而他们却往往为一般教育家所忽视。实际上，他们几乎被丢在‘教育圈’外了，他们每月平均七八元之收入，也仅够维持水平线下的生活而已。
“为他们自身不致因落伍而被淘汰计，为儿童及成人大众的进步计，毫无疑义地他们应该常读报纸，常浏览杂志，他们很需要各方面的丰富常识：日常生活常识，有效的农事生产常识，政治常识，农民自卫常识，农事合作常识等。他们需要多知道些有意义、有价值、有兴趣的故事———历史故事、科学故事。他们需要知道国家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他们需要知道些近代教育上的贡献，他们需要了解系统的时局……但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一切茫然，处处困苦。实在，他们被丢在教育圈外了!”
……
朱启贤南方考察回到北京后，立即开始着手创办《教育短波》。他创办《教育短波》的想法，当时就得到了教育家陶行知、黎锦熙、钱玄同、张宗麟等的支持。钱玄同给刊物题写了刊头，黎锦熙为刊头写了罗马字拼音。南京国民政府的陈立夫慷慨答应每个月都给《教育短波》提供200元资助。
二、创办初期
1934年10月6日，《教育短波》创刊号正式出版，刊物为旬刊，每月出3期。从《教育短波》创刊的那天起，刊物一直高举为乡村小学教师服务的大旗。创刊号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一个极平凡，材料极具体，含有综合性、介绍性、拓荒性，应农村及小城市中的小学教师之全般需要的小刊物。”后来封面文字改为：“《教育短波》是大众的杂面窝窝头，是广播文化的广播电台，其所刊载的东西，不拘是谁写的，不拘是哪里写的，不拘什么时候写的，但求适合全国乡村及小城市中之小学教师的当前需要。”到了1935年，《教育短波》的封面干脆改为：“《教育短波》是贫困小学教师的杂面窝窝头!”
朱启贤把《教育短波》的编辑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看作是自己的“儿子”。他一人身兼社长、总编辑两职，为刊物倾注了所有的智慧与热情。《教育短波》创刊初期，主要稿件大都是朱启贤亲自编写的。何兹全与朱启贤同乡朋友，志趣相投，性格相补，朱启贤能闯能创，何兹全稳重、守成，在《教育短波》，他们两个人长期共同合作负责。刊物早期工作人员很少，但个个精干敬业。有个名叫李纪生的编辑，教师出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家乡被暴露身份后逃到北京，一开始靠向《教育短波》投稿为生。由于他小学教育教学及文理各科等方面的文章都能写，被朱启贤聘为编辑。他又编又写，是刊物的骨干。名家大师中最早亲自动笔为《教育短波》写稿的是陶希圣。他用通俗的语言，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地写了一些中国历史故事，深受小学教师的喜欢。朱智贤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当时他也常给《教育短波》写稿。刊物10天一期，每期都有时事评述一栏，深入浅出地叙述一旬内国内外大事。最初时事评述栏目由当时著名的民国大学教授赵普巨撰写。为了使时事“新闻”不因为出版周期的缘故变成“旧闻”，编辑们总是在每期校二校稿样时，大约是出版的前两天才取时事稿排版，尽可能快地给读者提供时效性强的“新闻”。
《教育短波》面向全国发行，但主要发行地区为河北、河南、山东。因为刊物面向贫困的乡村小学教师，所以朱启贤把刊物定价压得极低，基本是亏本出版发行。杂志社工作人员的住房、水电、工资等，全靠朱启贤四处化缘寻求资助。由于刊物的明确定位切合了广大乡村教师的需求，定价又极其便宜，刊物到了1936年时，最高曾发行到近6万份，而当时全国闻名的上海《申报》也只有4万多份，像名报《大公报》《国闻周刊》等只有1万多份。《教育短波》可以说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了。
三、被迫停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形势非常严峻。为此朱启贤与何兹全决定把刊物搬迁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去。于是1937年的八九月份《教育短波》杂志社搬到了南京。可当时的南京形势也已经是岌岌可危，日本空军常常来南京轰炸。大敌当前，教育短波在战火中坚持正常出刊，并大力宣扬爱国精神，鼓动全民一致抗日。
南京沦陷前，《教育短波》又西迁武汉。在武汉，全民抗日热情由于国共合作空前高涨。
一批发动民众参加抗日的进步报刊也如雨后春笋。在这种形势下，《教育短波》杂志社也想对国事、对国际形势发表自己的声音。可是毕竟《教育短波》是专为乡村小学教师编辑出版的，大量发表这样的文章一是不太合适原先的办刊宗旨，二来《教育短波》的读者主要是乡村教师，城市读者不熟悉《教育短波》。为此，《教育短波》在到了武汉后不久，专门出钱又增办了一本半月刊《政论》，专门编发时事政论稿件，宣传抗日。当时刚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原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常给《政论》写文章。
由于《教育短波》的订户主要在华北，华北失守后，《教育短波》的发行量大大减少。到了武汉，只有三五千份了。等《教育短波》最后搬到重庆时，发行量就更少了。到了1939年，由于战乱，刊物订户越来越少，最后只好忍痛停刊。
从1934年创刊，到1939年由于战争停刊，《教育短波》一共只办了五年。但它一心为乡村小学教师服务，一心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服务，给当年的乡村教师、给当年的乡村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载中国教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