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公共知识分子之典范：傅斯年
作者：焦照明
“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但傅斯年还当真了，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后来，他又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
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他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937年底，日寇在北平收罗一些汉奸文人，成立了伪“国立北京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
1945年9月，为北京大学复员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为避免伪教人员的纠缠，于12月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更正人，真正做到礼仪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傅斯年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斯年。傅毫不客气，见面后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只得退出，后来再次去拜访傅斯年，表示要谢罪改过，傅接见了他，但仍坚持原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