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钱伟长：因为我是中国人
作者：曲向东
记者：其实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我对您有种感觉，似乎您好像没有自我。
钱伟长：我过去不考虑，我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不拿工资，我在上海大学当校长不拿工资。
记者：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自己的家都没有。
钱伟长：我住在学校。
记者：但我觉得还不是利益上的，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我是搞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需要我干，我是这样的人。
记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您的专业？
钱伟长：对，我就去干。
差点进了历史系
1931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但是他却有个十分著名的四叔，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在钱伟长16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钱伟长耳濡目染，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
钱伟长：我语文是很好的，假如重新考状元，我就要考状元，对不对？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吗？您怎么答的？
钱伟长：语文题目叫《梦游清华园记》。
记者：《梦游清华园记》？
钱伟长：就是说你没到过北京清华的，你怎么晓得要考这个学校，你想像清华是怎么样的。我写了一篇赋，450字，45分钟。他们那个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100分。
记者：那历史的题目是什么？
钱伟长：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题目，我考了100分，没有错。
记者：当时有没有第二个人考100分？
钱伟长：没有，好多人考零分。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考零分了。其它四门课，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
记者：也就是这数、理、化、英文四门课，分数非常低？
钱伟长：很低，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我根本没有学过，所以没分。
记者：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要么上中文系，要么上历史系。
钱伟长：是啊，都等着我。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伟长：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造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肯。
记者：当时他知道您物理只考了5分？
钱伟长：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怎么办呢？我说坚决要学物理。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软磨硬泡，天天去。
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的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在一年中，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连续七周，您的考试测验都不及格？
钱伟长：都不及格。
记者：那你是不是很着急？
钱伟长：也不着急，我年轻嘛。
记者：还不着急？
钱伟长：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得拼命，拼命学。
记者：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比你更刻苦？
钱伟长：有啊，那时候跟我同时去的，是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记者：您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背完了？
钱伟长：已经背完了。所以我和华罗庚是很熟的，我们同时学。
记者：就是两个人比着看，看谁更用功。
钱伟长：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而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五名，但是最后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1939年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留学生，但是留学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的留学计划也被迫中止，但是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
1940年的8月，钱伟长终于第三次出发，赴加拿大留学。1942年他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授。
钱伟长：我1946年回来，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课，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6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回来是结婚来了。他回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钱学森说这样吧，美国特区研究所，就是美国的G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太艰苦了。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于是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我是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你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伟长：是啊，我总不能忠于美国，我是中国人。
记者：所以在签这个NO的时候，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我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我是忠于祖国的。
毛主席一句话保下了我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已经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备受攻击的对象。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幸运的是，毛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钱伟长：毛主席说，他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的，所以还给我工资的。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的右派。假如不是这样，我就到北大荒去了。那时候所有教师是右派都要到北大荒去。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伟长：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者：当时，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伟长：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记者：您都做了一些什么？
钱伟长：我做了很多奇怪的事。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有多奇怪，这个事情？
钱伟长：有一个事就是，我国在跟苏联打仗，珍宝岛战役。我们开始缴获了一个坦克，给我们拉走了，我们的解放军很厉害的，用步枪把坦克拿下来了，后来陈列了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个坦克设计得很笨啊，你们迎头打，打不坏它，你们让它过去的时候，从侧面打，侧面打它有一块，这一块打中，就一直打到里头去了，它的防护板很薄，我一看就晓得。
第二天，他们又带了两个坦克来，也陈列在苏联展览馆里头，我再去看，就打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说话是很有效的。我还晓得，我们的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顶多了，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的坦克电瓶啊，用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的，需要四个电瓶，只能启动15次，电就不够了。所以坦克走走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者：在那个时候，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伟长：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
记者：您不担心做不成？
钱伟长：我不管，我什么都敢做。我学的东西多，我回国以后，就干过十几桩事情，我就是这样。
记者：而且专业有时候并不是一样？
钱伟长：不同专业，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我说，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
记者：您还是坚持？
钱伟长：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