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

作者:张远山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有一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来后拒绝了国家赔偿给他的赎金。孔子说:“端木赐(子贡的名字),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抵偿你的赎金,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你不拿国家抵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的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
  子贡是最有钱的孔门弟子,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所以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也正因为他有经济实力,所以他能够拒绝国家把他付出的赎金还给他。更由于他是孔子的学生,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他才会拒绝收回代偿的赎金。他大概以为孔子会表扬他,不料孔子认为,子贡误解了自己的道德思想。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巨大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因为如果白白付出这笔赎金,他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重大影响。而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甚至于,即便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不仅有机会,而且有能力付出赎金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准,因此他也会因为付出赎金后无法收回,而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子贡也许会说,别人没有我的财力,或者有财力而不肯白白地损失赎金,他们完全可以从国库中取回赎金,不必像我这样拒绝的。我的拒绝收回赎金,应该不至于使他们放弃做这样的好事吧?
  子贡可谓鼠目寸光。反对儒家的庄子说“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说的正是这些孔门后学———很可能包括与庄子几乎完全同时的孟子。事实上,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法律,立意极好,它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即便你的财力连预付赎金都做不到,也应该去设法借来赎金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
  由此可见,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无奇、应该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行为,超拔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本来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后的收回赎金,现在就变成“不道德”的了,因为“道德舆论”会对收回赎金的人说:你什么也没有付出,算是做什么好事?跟人家子贡比比,你简直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为奴隶赎身的大好事,得到的却是“自私自利”的评价;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于道德的善事,得到的却是“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去做吗?于是,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东西,成了纯粹的高调。
  子贡的“道德”高标,犹如设了一个跳高的世界记录:二米三十四。只有跳到这个高度的人,才算有跳高才能。这样的话,任何小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和一切低水平的运动会都没必要开了,因为即便是这些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也跳不过二米。也就是说,运动员们忙了半天,流了一身臭汗,得到的只是耻笑,只是“不配跳高”的恶名。与此相似,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耻笑,他们的真正符合道德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他们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下,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但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有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只对那一个达到“道德世界纪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实际上,道德世界纪录是不能做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因为首先,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就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使大多数愿意做有德者的人感到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条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但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人及格,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当一种道德标准使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时,这种道德就必然是伪道德。提倡这种伪道德的惟一结果,就是反道德。这种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