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1期

因为我是语文老师

作者:蔡兴蓉




  我市某报首发式上,开始照例是领导做报告。精练的废话,严肃的套话,斩钉截铁的车轱辘话。我暗自惊异:正如相继落下来的两粒露珠一样,新八股与老八股何其相似也!忽然,主持人点了我的名字——轮着我发言了。我于是走上讲台,说:“林语堂先生说过‘演讲要像女人的裙子,愈短愈好’,因此,我只谈一句:‘祝《多元文化传播导报》不负重望,越办越好!’”满座愕然!
  与妻逛街,行至大礼堂门口时,广播里响起女播音员的声音:“好消息!好消息!近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薛涛、王刚等人将连袂而来,在我市演出!”我停住脚步,因为女播音员将“袂”读成了“缺”。我把网兜递给妻,“咚咚咚”跑上大礼堂二楼,对女播音员说:“女士,连袂演出的‘袂’不读‘缺’,读‘妹’!”接着又“咚咚咚”跑了下来。妻问明原委,瞪了宽银幕似的大眼睛说:“你吃饱了撑的!”
  一学生作文好得奇怪。不幸我博览群书,知其出处,于是下批语道:“请署上作者的名字。”
  曾被蛇咬。我在痊愈后这样描述:“……疼得毫无幽默感。既不像诗歌朗诵,有适当的停顿;也不像春涧的落花,时徐时疾。”一朋友看了,问:“写疼,有这样写的吗?”我说:“王夫之讲过,‘以乐语写哀,以哀语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检察院送我一条烟,请我以“女检察官的风采”为题写一篇演讲稿。我只抽了一包烟就写好了。谁知女检察官看了,喃喃自语道:“有这样写的么?有这样写的么?”她的两个同事看过,也莫不表情沉重。我知道,他们是将演讲艺术混同于事迹汇报了。“莫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建议说,“读读看,读出声来。”女检察官不大情愿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两个同事对看一眼,好像是说:“有点意思!”再看那女检察官,她显然是把自己读醒了,越读越声情并茂,最后竟读得呜咽了……
  五百只鸭子散入芦苇荡,姑母恸哭。晚辈我亦悲从中来,但一面却仔细观察着姑母脸上肌肉的变化,以便于日后描写。事后,我很生气,问自个:“你是人么?”
  买鲫鱼时,眼睛只看鱼,不看秤,心里直犯嘀咕:鲫鱼就是鲫鱼,咋又叫它洗头鱼呢?鱼怎么会洗头呢?待鱼称好了时,我才恍然大悟:“洗头”其实是“喜头”。喜字的头不是吉么?鲫与吉不是谐音么?喜孜孜回家,妻一合称,总共三斤鱼,少秤四两又二钱。
  与妻上台阶。妻说:“让我来推你吧。”就一把攥住了我的后背。我顿感吃力,说:“松手!”妻说:“啊?我才推了几步!”我说:“你就是把我推死,我也心甘情愿,谁让你是我老婆呢?只是——你让我想起形式主义。”
  夜。为觅一个比喻,我沿操场跑道踱步十圈,不得。后在旗杆下坐定,继续冥想。忽然,有高跟鞋击打路面的声音橐橐而来。贼乎?妓乎?且看她如何行事。只见她头不偏不倚,脚不紧不慢,走至大门口,从自个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这就对了:她一定是本校某教职工家属。果然,第二天,电工马师傅的儿媳到处找人打听:“昨夜三点多钟,谁还坐在旗杆下?把我吓的!气都不敢出,和面时手还直抖!”
  我在黑板上写出一行字:“一切知识皆需路过头脑达至心灵。”然后问:“你们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我说:“是我说的。”
  有个往届学生从部队转业回来,到处找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后,又不说什么事,只是把我往他家里拽。拽到后,沏茶,敬烟,还是不说什么事。我急了,要走。他才羞羞答答地告诉我,想我替他写一封求爱信。呜呼!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教育是产业,为什么学生是商品。我这不是售后服务么?
  在乡野漫步,见一年逾六旬的老农民挑担稻谷,很吃力地走着,忽地想起白居易《观刈麦》里的两句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就跑上去,要把担子接过来,帮老人挑回家。老人家不解。我说:“闲久了,想锻炼锻炼身体哩!”
  一只蝴蝶仰浮于水面,双翅仿佛被钉子钉在水上。它挣扎着,不停地动着细腿,在水面激起阵阵微波。悲剧正在发生!忽然,闪电般地,我想起前苏联著名作家普里什文亦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当时是丢块石头过去,救了蝴蝶的命。我于是也丢块石头过去,石头激起了一阵水波,托起了蝴蝶,把它的翅膀整平了,送它飞上了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