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0期
文学还是有个“德育含量”问题
作者：毛志成
于是我就想到了文学。眼下的文学作品中，是否也有个“德育含量”日趋淡化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是否带有致命性质？
为此写这样的文章，往往本能地惴惴不安，怕有人说我“假正经”、“假道学”。
不错，中国确实溺在假正经、假道学的汪洋大海里太久太久。古事不必说了，而几十年前的“左道”（即“政治疯狂”）其实尤其是假正经、假道学的大泛滥。那样的荒诞勾当，又无不都同步诛杀着货真价实而又朴素生动的德育！
古代的真才子、大文人，虽然用去了大部心思和笔墨去戏弄伪君子，甚而作出“无忌”、“无行”模样，但又绝不背叛、抹杀真正的德育，甚而将作品中的德育含量视为文学的第一生命。即使以写“离经叛道”为笔墨大宗的《红楼梦》，我看其中的德育含量就很高。贾宝玉爱了太多太多的女人（也有男人），但他的爱在很多时候属于仁爱，既讲求平等意识又看重对方的德才品位，并没有只看重女性的性别本身。
从曹雪芹起，上溯中国的一大串名诗人、名作家，无论有多大文采，有多少对常规性的突破，都无违于道德母体即仁、义、礼、智、信的大宗。外国也如此，以张扬“非道德论”为主旨的名人名作很少，写了也不能流传。前些年有个电视剧，美国人编写的，叫作《豪门恩怨》。片子里的内容以写富翁为主，但都强调的是人格素质———尤其是德行质量。并非单一地为“富有”唱颂歌。
有没有道德含量的名人及其作品，能否被公认为有可敬性，说来说去还是看其人其事有无德行（不论多少）的起码含量。例如像一时间成为“文化对头”的鲁迅和胡适，人们之所以拿出或多或少的敬意献给他们，根本的或首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有大德或无恶性。
前段时间有个小“热潮”：有人捧周作人，近来又有人对张爱玲前夫即汉奸胡兰成的“才气”大加赞美。其实就文学本身的分量而论，也实在极为有限。
在淡化或否定文学的德育含量的基础上，起劲地推崇“智育效应”，做为一种世风，原因既是复杂的又是深层的。说到根儿上，无非是“文学的名利化”闹的鬼。有人被迫屈从，有人无可奈何地迎合，有人则起劲地从中捞甜头。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都有人这样子。有的一开始只是止于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继之则强调自我意识的合理性，再后来则是推崇利己主义的神圣性，与此同时必将赞美享乐主义的愉悦性。惯性运动下去，就将各式恶性快感视为“至高人性了”。“用身体写作”之类也就从“非文学”升级为文学了。
而这一切，必然同步否定文学的德育功能。如果我要说德育功能是一切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等等的根本功能，似乎有些偏颇。但换个说法似乎更糟，例如说：文化只是文人的名利竞技场，是才智的表演场，有时甚而是德育的天敌。如果以此为文化的潜方针，我看无异于促动世界和社会的全方位恶化。
不过就眼下文坛上的主色彩而论，说得客气些，侧重于是“作秀”盛世。有时看文化的活跃或活跃的文人，最醒目的景观就是作秀。有些刊物打开来看看其中的作品内容，尤其是带有“文战”意味的内容，大都是作者在那里向读者显示：“看，我多么有学识，有见识，有文采！总之，我不是凡人！”
作秀如果只有作秀，止于作秀，我看也应当尊重。作而“秀”之，哪怕带有表演意味，但毕竟是在那里表演美态、美事、美文，总比“赛丑”的好。但缺乏甚而毫无德育含量的作秀，绝不会是静止的，它注定要惯性运动下去，由作秀而作伪、作祟，进而作恶、作孽，使人作呕。
有些作伪式的文化品，包括文学品或学术品，就社会价值而论只能称之为多余而无用，徒沽虚名淡利。有的则不安于此，索性从“形而下”的非“大脑活动”中讨“先锋”冠冕；有的甚而从秽事、秽趣、秽言中捞“勇士”之名。
这是本领么？我看一切文化中最大的本领首推德育本领。只有在德育上实在低能而只能向丑恶式的刺斜里杀去的人，才抢争由污浊社会赏赐的锦袍。
在德育堕化的世风中，无论是大搞畸形化的“天才智育”，还是舞弄基于商品崇拜的“才气”，真正优质而又硬质的文化人只能是硬着头皮坚持德育职能的人，最终会成为“文化混斗”中的赢家。道理很简单：人性本恶，顺着恶风很省力地跑下去谁不会？倒是悟出了这种恶性必须背叛而又力求反其恶道而行之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真义和本义上的“文”人。
文学也有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是良性的、优质的“现代化”应取什么样的定义。眼下聪明人和自作聪明的人特别是文人，多得铺天盖地，结果仍是未解决人性恶化问题，甚而加剧。本来是文人，非但既无匡正兴趣也无此意识和才能，统统皈依“拜利教”、“拜欲教”，“文学”和“野学”也就无大区别。本来最讲德育的人首先是文人，若是文人也顺应了野化之风，我看任什么才气也有贱气之嫌。说到底，毫无德育含量的文学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