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检讨中国高考制度

作者:陈 芳




   高考,能否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能否科学定位普通中学的教育目标,让学生掌握就业谋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国家包办的制度,逐步变为推行国家统考和高校自行录取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发挥高校的主动性……这是人们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期盼。
  
  高质量的考生,还是高素质的学生?
  
  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每天起早贪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是很多学校毕业班学生高考重压下的真实写照。
  “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一位教育界人士这样形容目前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他说,为追求高升学率,不少学校压缩正常教学时间,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复习备考。老师拼命“满堂灌”,根本无暇顾及素质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心理承受能力弱。
  对高三学生而言,他们普遍有着这样的压力:父母亲人的期望、老师的期待以及同学之间的对比。由此要么导致学生产生虚荣心或对自己期待过高,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对未来感觉渺茫。
  这些压力的形成,固然有着社会现实以及高考制度的影响,但将之绝对化,也表明了学生本身的不成熟。现代的高中生,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相反,对社会的客观认识程度和适应能力非常低下。与之相反,独生子女所享受的种种呵护又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了高期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造成学生自卑与自傲并存,经不起打击,如玻璃花般美好而脆弱。
  
   高考制度:爱恨交融,难以割舍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将有幸能被大学录取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年中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万人,比例是21:1。如今这些人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当年考大学的高淘汰率已不复存在。
  中国高等学校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新生,当年,全国高校就扩招了45万新生,增长幅度为42%。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早在2000年高考录取率就已提高到65%,这意味着100个高中生中,有65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平均录取率从1998年的36%提高到2001年的57%,各地差距也在迅速缩小,国家近年来每年都扩招20%以上。
  2003年,教育部实行的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改革,允许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等22所著名高校,自主录取5%的新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高考制度的松动,也是中国促进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更多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在分数略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进入理想的高校。但是,5%的自主权却也让大学校长们大伤脑筋:如何保证不让自主权变成腐败的土壤,成为关系和金钱的通道?
  
  抨击?赞同?彷徨中的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迄今走过风风雨雨20多年,一些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词也从未间断过。
  ——“一考定终身”,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制度已经把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推到了极致;
  ——高考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死记硬背的考优秀,而有特殊才能的偏才无缘高等教育,这是高考公正掩盖着的另一种不公正;
  ——高考作为指挥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狭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功夫;
  ——高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视性,突出表现在分数线不统一,如某市的重点大学分数线低于某省的大专线。
  …………
  回首高考制度,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通过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农家子弟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以打破城乡藩篱,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对高考制度的批评意见不乏合理性,但评价一项制度的成与败,必须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来考虑。
  设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人才断层,讲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高考内容的设计来看,考察最基本的知识内容,对全社会的人员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知识,只要个人想获取,都能得到,不因贫富、城乡的差别而有所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由于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教育公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防止腐败和黑箱操作,分数才被不得已地当作了惟一的评判标准。
  考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确有缺陷,但通过一个人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也能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其能力的高低。事实上,高考状元绝大多数并非高分低能,人们对考试制度的指责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不管是否意识到,当前的高考制度确被附着了太多的功能:要“跃农门”,要通过高考获取好身份、好地位。
  世界上永远只有相对的平等,而没有绝对的平等。到目前为止,对于教育问题,还没有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具平等性的制度。这一点从取消初中重点校,划片排位所带来的后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是“票子”、“权力”、“关系”面前的不平等。
  客观而言,现行的高考制度,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重大缺失,从而导致“千军万马只能过独木桥”。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完全由国立大学担当。只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大学学费,由此出现部分家境贫困的学生上不起大学的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对记者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家长认为,如果无力送孩子上大学将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他们宁愿举债也要供养孩子读大学。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混淆了大学投资的义务主体,培养了一些大学生的懒惰思想。其实,即使在发达国家,学费也是一种投资;如果大学生认为家长供养自己读书天经地义,或者认为社会应该承担自己上大学的费用,缺乏回报意识,这样的孩子不读大学也罢。
  
  展望中国高考制度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高考制度要改革,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下功夫,不要把学生都引导到对课本知识的背诵和熟练操作上来,要使学生在中学真正学到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知识。
  专家介绍说,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除考试成绩外,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
  为推进素质教育,革除“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的弊端,从2004年高考开始,上海市教委将尝试在高中试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参考学生成长记录、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记录、体育与文艺活动记录、综合实践活动记录等其他资料,综合考查后进行录取的做法,供普通高校录取时参考。
  这些探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希望。当然,教育制度上要有深刻变革,必须形成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层次清楚、定位明确的教育体系。使高考真正摆脱其身上附带的身份、地位、前途等一系列本不由其承担的东西。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步打破,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真正摆脱精英教育的窠臼,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地域和城乡的束缚,个人的发展机会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高考也就不再会成为所谓“人生第一考”的尴尬。
  一位高三老师曾提出“享受高考”的说法。在他看来,高考不仅是一种成绩的选拔,还是一场心理的竞争,而心理力量恰恰是一个人多年经历的整合。
  可以想见,当摆脱了目前附属在高考制度上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之后,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变成“万紫千红总是春”。
  (摘自《环球》杂志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