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道德，孩子向谁对答案
作者：黄祺等
如果说，今天的道德教育是对诸多困境的反应，应该不是耸人听闻。
在上海的街道上，有人向一位母亲乞讨，母亲没有理睬。孩子问：“妈妈，你为什么不给她钱？”母亲回答说：“她看上去很健康，年纪也不大，妈妈认为她应该去劳动。”这个母亲不知道，下一个抱着婴儿的乞丐坐在路边的时候，她是应该掏钱，还是对孩子说点什么别的。
在一次关于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座谈会上，这个屡见不鲜的场景引发了一场争议。争议的一方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另一方是复旦附中的特级教师黄玉峰。他们同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也同为人父，但仍然无法取得共识。
●从高调到底线●
开学后第一节课，黄玉峰给学生讲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这位修女因为一生为穷人服务，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黄告诉自己的学生，人的道德选择有很多种，大多数没有对错之分。当然，的确有人做了并非惟一合理但更艰难的选择。
曾几何时，道德教育在静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化。多年搭建起来的偶像化的高调道德教育框架，正逐渐下行，靠近一条看不见的底线。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曾学唱过一首叫做《赖宁》的歌。小学生赖宁因参与扑灭森林火灾而牺牲，成全国中小学生学习的英雄偶像。曾经，这样的青少年道德偶像还有大学生张华、欧阳海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教师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这些英雄身上体现了超越常人的罕见道德品质，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多年后，道德英雄们的事迹获得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英雄本人和英雄超越常人的道德选择，开始被区别对待。前者继续被保留在教科书和口头的道德教育之中，新的英雄形象仍然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英雄的道德选择，不再被看作是面对类似情境时惟一受鼓励的选择。更多的教育者希望，面对危险，孩子应该在分析、判断形势后，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在道德偶像的激励下，绝对模仿他们的行为。
在新修订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见义勇为”被修改为“敢于斗争，遇到坏人坏事主动报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虽然依然要求中学生应该“见义勇为、敢于斗争”，但在具体方式上却强调要“见义巧为”，“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进行劝阻，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未成年人救山火的行为，不再受鼓励。
作为未成年人，学会生存和自我保护，是最低的价值标准。长期以来，在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中，这些最低的价值标准是不被重视的。然而，它们事实上构筑了人类道德体系最初的地基。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次林说，“道德教育应该从‘高调教育’走向‘平民教育’。我们都是平常人，应该用对待平常人的道德来要求中小学生。”
刘次林认为，“高调教育”一味地贪大，就像老太太买鞋，因为大小价格都一样，于是从来只买大号的鞋，即使从没穿过合适的鞋，还自认为合算。然而，小孩子关心的是身边的、表面的、具体的事情，成人社会只能帮助他们选择而不能强加给他们道德要求。刘次林认为“高调教育”是一种“成人霸权”，“这种没有快乐的道德教育本身，是一种缺德的德育”。
高调的道德教育未必导致高调的道德水平。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杨雄主持了一项上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状况调查。调查报告中说，“在对坐公交车不买票、骑自行车不交税、在公共建筑上随意刻画、在公共汽车上不让座、乱扔杂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穿马路不看红绿灯和吸毒等八项明显违反公共规范行为的认识问题上，‘吸毒’因其明显的危害性，遭到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拒绝……其他七项的态度不容乐观。”
而顾晓鸣认为，生命价值的内容长期在道德教育中缺席，已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后果。但是直到2002年2月23日发生“硫酸泼熊事件”，教育界为之震惊，才引发生命伦理教育缺席的忧思和反省。
“刘海洋说，他用硫酸泼熊，是想试验一下黑熊嗅觉是否灵敏。当我们漠然地在实验室里解剖青蛙的时候，这种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无意识模式，是不是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顾晓鸣质疑说。
●日常教化与诗教●
曾经有学生问老师，《我的战友邱少云》中描述，邱少云身上着了火，但他趴在地上“纹丝不动”。“身上着火真的可以纹丝不动吗？”按照一般的常识，活生生的人着火后不可能“纹丝不动”，但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的教育者为了强化道德感，不惜将英雄神化。
顾晓鸣坚持认为，思考中国的道德教育，要从反思幼儿园中奖励表现优秀的孩子的道具——“小红花”开始。“这种教育方式，将一个人的道德选择变成获利的工具，最后导致孩子道德选择异化。为了得到小红花，迫切地希望能做一件好事。”顾晓鸣说。实际上，鲁迅在1919年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已经讽刺过传统的道德教育用“举孝廉”，将“孝道”作为入仕之道，是将道德教育功利化。
在道德教育功利化的同时，传统的道德教育是不准言“利”的。道德功利化、道德禁忌、树立道德偶像，将部分道德选择神化，最后，道德选择脱离了日常性，成了非常态的教育。刘次林说，中国有专门的德育课，将德育智育化、理论化，并将学校和社会两个世界完全分开。常见的提倡是，学校应该是一片净土。这实际是给了孩子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世界。
“就像杜威所言，当孩子进入课堂的时候就收起了生活中的话，当他们进入到生活中的时候又收起课堂里的话。”刘次林说，非常态的道德教育只会导致双重人格。“教化是通过符号系统一代代传承的，道德的传承机制，犹太教、基督教有比较好的传统。”顾晓鸣说。教堂里的道德教化不仅是布道的言语，而教堂、仪式这样的符号，传递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非刻意强调的道德课程。
一个丹麦小男孩和他的祖母外出，小男孩激动地奔向车门，祖母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Lady first（女士优先）。”祖母说。
“可惜，中国的传统教化体系已经中断了。随着传统的节日一起，淡出了年轻一代的视野。”道德教育不能依存于日常生活，道德就会脱离日常生活的体验，变成一种非常态的、外加的强调。
道德教化不合时宜地出现，有时败坏了孩子的好心情。顾晓鸣在儿子12岁的时候，送给儿子一双他期待已久的旱冰鞋。顾晓鸣把旱冰鞋和一封长信放在儿子的枕头上，试图给他一个惊喜。这个期待中的惊喜没有降临。几天后，儿子质问，为什么父亲要在送他礼物的时候给他“洗脑”？
另一个场景是，当孩子问家长“这是什么”时，很多人对孩子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家长认为孩子没资格知道答案。然而，顾晓鸣认为，道德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父母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越是平等、开放和民主的家庭，孩子越可能具备独立的人格，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越强烈。
黄玉峰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给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黄玉峰相信，诗歌的教育要比道德说教更能培养学生“道德的底色”，教会孩子一种“态度”。他更愿意相信，诗歌能教会孩子要有一颗平常的心，祝福陌生人的情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有很多都是陌生人给你的。
“诗歌不是道德。我只是相信，诗歌是培养道德底色的途径之一。”这是黄玉峰的“诗教”理念。
●道德是一种选择●
以教小学生写作文闻名的贾志敏老师，对当下电视节目和广告灌输的道德价值“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更令他不解的是，同事在一次面对老师的英语考试后打电话给他说，同考场参加考试的30多位老师，20多个考试作弊被抓住。这些老师可能白天还在给孩子监考。这样的老师在道德教育课堂上，面对一群孩子会如何侃侃而谈？
虽然贾老师更倾向于净化社会环境，但顾晓鸣表示反对“隔离式的教育”，因为“无菌的环境里产生不出健康的人”。马克思说过，社会进步有时会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选择日趋自由，难免带来泥沙俱下。但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社会道德氛围和未成年人道德水准，远不必为之忧心忡忡或提什么“环境净化”。
“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包括道德规范、价值准则在内的许多东西都在变化当中。只要不是刻意的欺骗，我觉得用适当的策略进行竞争是无可厚非的。”刘次林说，“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教给孩子一个可取的态度，使他们学会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
只是，什么态度是“可取的态度”？即便是专业的教育者，也没有一致的意见。
困境实际是成人社会的。大街上游荡着众多带着幼儿的职业行乞者，一个母亲怎么面对孩子眼里的同情？没有区别的施舍不仅鼓励了职业乞丐，导致逐利行乞的泛滥，呵护孩子同情心的父母在违心掏钱的时候，还面临着口是心非的危险。在宗教传统和市民社会发达的国家，这样的困境可以通过宗教捐献或者向社团捐献来解决这个两难的命题。
“我会选择把事实告诉孩子。行乞的人中，有的是需要帮助的，有的只是把可怜的孩子当成道具，施舍还是不施舍，我希望孩子自己来判断、选择。”顾晓鸣说，父母违心的表演，是道德教育的败笔。“隔离式的教育”下精心制造道德幻象，一旦在现实面前坍塌，就会养成他们的双重性格，导致玩世不恭和言行不一。
“客观上，社会存在着冷漠，如果孩子进入这个世界时感到教育与现实发生冲突，那还有希望，如果他们此时见怪不怪，就很可怕了。”作为中学教师，黄玉峰的心情是复杂的，或许是因为每天见证学生的成长变化，他担心，在缺乏宗教传统这个重要道德力量的语境里，过分现实的教育不止会带来理智，也会导致冷漠。
不要试图有道德的的标准答案，在解决父母困惑的同时，塞给孩子。父母能做的，只是告诉孩子事物的可能性，让孩子在开放的心境下，做出自己的决定。
（摘自《新民周刊》2004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