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实践“常识”
作者：冯卫东
如今，他的又一本新著《民主与教育》摆到了我的案前。实话讲，我没有像读《爱心与教育》时一样一次次地流泪，甚至也少有读《爱心与教育》时的那份激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作者就没有对过去的突破和超越；恰恰相反，他是以另一种言语和表达的方式负载与传递了自己更为理智和理性因而也更为深入和深刻的思想。而对于这样的方式和思想，“激动”与“流泪”显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心理或情绪反应，不是一种合适和理想的阅读心境。读这本书，我更多的是思考，是联系自我及周边教育实际乃至中国教育现状的反省和反观，是在思考、反省和反观之后愈发沉重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这种感觉、感受不错的话，那么，我想，《民主与教育》就是李镇西教育思想的又一次提升，是李镇西教育生涯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又一个新高度。
诚如李镇西所说，“‘教育需要爱’，这当然是常识”，依我的理解，“教育需要民主”也应在“常识”的范围。李镇西把教育民主的特征理解为“平等”、“个性”等等，这些在中国古代诸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诸如“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等教育言论中早已有了鲜明的阐述或印证；李镇西把教育民主的内涵理解为“尊重，尊重，还是尊重”，所谓“尊重”，就是对人的“尊严”的承认和维护，二百多年前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康德说“人本身就是尊严”，我以为，康德的这一命题就是对“尊重”，也是对(教育)民主内涵掷地有声的“确认”。当然，“常识”未必等于“共识”，更不等于“共同行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之所以有举步维艰的一面，不能不说与“常识”未能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和贯彻有关。令人鼓舞的是，今天的中国，“常识”的“庐山真面目”正处于逐步被揭开、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引人关心的状态中，小而言之，新课改要求师生进行平等对话，教师成为“平等中的首席”；大而言之，不久前全国人大会议把“人权”写进宪法……这些都说明，在民主空气还较为稀薄的中国社会、中国学校(课堂），民主正在被人们热烈地召唤着，“常识”也在走进公众特别是主流社会力量的意识中。不管怎么说，这终究是“不幸之幸”，值得欣慰!
“常识”本身并不十分可贵，但如果它被束之高阁，甚至“反常识”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常识”，那么对“常识”始终不渝、历久弥坚的实践毫无疑问就是十分可贵的，就能化平凡为伟大。正如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所说，“我对经济懂得不多，我靠的是常识”。我以为，李镇西也是靠“常识”来实践民主教育思想，来谱写民主教育诗篇的。当然，在对“常识”的表达上，本书跟《爱心与教育》有所不同，后者侧重于叙事即行为描写，“实践”的色彩、基调、特征等都极为凸显；本书叙事的成分并不多，在不多的成分中，关于自我行为的叙述、描写则更少。
本书是李镇西“实践研究”的成果，它的思想和理论是实实在在的“实践结晶”，而绝不是“两皮层”式的“伪理论”，也不是“实践+观点”式的“俗理论”。如果说，《爱心与教育》是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形式写成的“活的教育学”，那么，《民主与教育》则是用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是的，在新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人像李镇西那样对此进行过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与论述)，即用“教育学”的形式写成的“教育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更多的是李镇西民主教育探索历程中心灵的故事，心灵的风景!
李镇西是教育博士、教育专家(他不承认自己是教育家)，更是一位“无疆”的教育“行者”。即使是他的思考，甚至是纯理性的思考，也有别于一般学者，有很强的实践性，或者说，他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教育需要民主”……知道、承认这一些有何难，难就难在把客观的“需要”化为自我的主观需求，化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直至最终成为现实的教育行为。毋庸讳言，这样的行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确实不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色彩，而来自这种“不可”的困难、阻力可能远远大于“爱心”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惟其如此，它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批判力、建设力，对中国民主社会的催生力、推动力必然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教育》更为感人、动人：此种“感动”不是“微风细澜”，也不是“狂风巨浪”；它是心灵底处的、骨子里的一种深深的震颤。
“爱心诚可贵，民主价更高”。从“爱心”到“民主”，绝不是行为模式的转换，而是教育思想的不断升华，是向教育“本真”的不断“逼进”。
想起克利斯朵夫的一句话，以此表达我对李镇西的诚挚敬意：
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