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双语教学会走多远？
作者：焦晓骏等
问题二：双语教学是否符合常理？
虽然不符合国情，双语教学还是流行起来。这种流行的背后正反映了某种教育现状———社会对英语的重视与英语教学的费时低效，这使得双语教学大行其道。尽管一些办学条件和水平较好的学校及幼儿园把双语教学作为一项教育教学实验推出，但真正成功的且有推介价值的双语教学经验仍然寥寥。双语教学被一些人士称为有其表而无其实，只是一些学校吸引生源的招牌。幼儿园、小学没有升学压力，英语语言运用的要求也较低，双语教学可以勉强维持。但随着学科知识的加深，双语教学自然会陷入教师讲不出、学生听不懂的泥潭，结果在学了大量“洋泾浜”语言后，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及应用能力提高方面受到负面影响。不少大学生、研究生在英语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却无法用汉语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根据国家语委有关机构的统计，掌握25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报的98％。而对英语学习而言，掌握了4，000单词几乎不可能进行正常信息汲取。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当双语教学开始在高校蔓延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就冷静地指出，我们要有目的地开展外语教学，要重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问题三：双语教学是否符合法律？
开展双语教学在面对来自诸方面的质疑的同时，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双语教学是否合法。1994年法国国民议会参议院通过了《法语使用法》，规定“法语是教育、劳动、传媒及公共服务部门使用的语言”，“公立和私立的教育机构中，教学、考试、选拔均应使用法语”。2001年1月l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到目前为止显然并没有另外的法律规定，那便意味着把英语上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地位是违法行为。据说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政府研究制定有关双语教学的法律条文，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在191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美国公民的号召：
“我们必须拥有旗帜，但只拥有一面旗帜。我们必须拥有语言，但只拥有一种语言。那必须是《独立宣言》的语言、华盛顿告别演说的语言、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以及第二次就职演说的语言。共和国的奠基者把这种语言和文化传到我们手里，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或者用任何欧洲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取代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企图。我们国家的伟大取决于迅速地同化我们欢迎的外来人。任何试图阻碍同化过程的势力都是与我们国家最高利益敌对的势力。”
罗斯福强调美国只能拥有一种语言，公然要求要用语言“迅速地同化”外来人，这个要求自然不会因美国国力的盛衰而变化。而我们，又如何能凭着“英语是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学习英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的借口主动且自觉地全民被英语同化呢？
“英语丁班”文化自卑
多年以后，诗人宋琳还记得在华东师大文史楼316室上英语课的情景。当时整个年级选修英语的被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宋琳上的就是丁班，丁班的同学中还有张文质、邱小强、陶榕、杨立国、李阳真等几乎所有的福建同乡。这些福建同学认真说起来，说“国语”都有点勉强，因此他们的英语在丁班也算是“丁组”水平。每次上英语课，最恐怖的莫过于，葛芳老师要让大家轮流读课文。“宋琳同学，请你接着于奎潮同学后面读”。于是“宋琳同学”窘得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低下了头，空气凝结了一般，只听见一把钝锯卡在木头中间发出断断续续的刺耳的声音，间或还能听到“于奎潮同学”低声地提台词，又坚持了一会儿，葛芳老师说：“宋琳同学你就读到这里吧，下面，江春同学接着读”。多少年过去，每当宋琳和我见面时，我们总是会“深情”地回忆起“丁班”的生活，仿佛那就是我们在大学诗歌之外最重要的体验，我们总要“自愿地”“不由自主地”回到那里，去嗅一嗅恶梦一般奇怪的气息———记忆也并没有被磨灭，甚至直到今天，在梦乡中我仍然会时不时回到葛芳老师的英语课堂上，当然，也仍然像当年一样有着说不出的自卑与胆怯……
我们自然不能说，由于我们身为福建人，长着过于“肥大”因而特别不适合说英语的舌头。不过在当时，我确实弄不明白，我们英语为什么就学得那么困难，同样缺少中小学的基础，不是有不少的同学很快就“跟上”了吗？也许，如果生命能够重新开始，我最愿意补的就是从童年开始的英语课。因为现在我多少已经明白，我们确实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最佳年龄，某种能力就像被遮蔽或突然流逝了一样。但对于如果回到童年可以从头再来的想法，也忧虑深深。正因为我从未成功过，我怎么能相信自己确实就具备这样的“智能”？也许有的人语言智能方面的欠缺确是难以靠后天“勤能补拙”的。虽然我仍生活在“语言意识形态”后遗症之中，但我们也许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吾生也“早”，总算还通过要求并不算太严格的英语过关考试。今天的学生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前不久，在“世纪中国”网上看到许纪霖先生的一篇文章，说是一次下乡，和乡干部交换名片，乡干部因为自己名片上“没有外语”而颇为自卑。我想这种自卑已具代表性，甚至开始成为一种“文化”。用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对于被‘落后就要挨打’吓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融入全球化的焦虑，首先就表现为急于英语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为贵族阶级的家族徽章”。加上通过无论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职称评定等等的外语一票否决权，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一样的国家意志普遍化的贯彻，我们已在造就以洋为荣，同时又自惭形秽，从本质上亚殖民地文化心态日益严重的社会。
与造就这种社会相匹配的教育行动则是，外语(英语)教育已经“提速”到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在师资和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外语教育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考、高考这样以淘汰人为主要目的的考试，根本就“不相信眼泪”。因此，可以说，越是强化英语教育的重要地位，乡村子弟越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但这并不等于城市的孩子就能够相对轻松一些。我到过不少城市初中、高中学校，英语同样是学生们最大的“敌人”，每晚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绝不少于2个小时。他们惟有拼身体，放弃休息，“巧学加苦学”才行。我常这样想，只要看了中学生们的夜晚和星期六、星期天的生活，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就无法心安理得，我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毁掉儿童的快乐与未来。说白了，无论是“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还是“英语学习要从娃娃抓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应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无论如何我们的孩子不能输在任何一条“淘汰线”上，何日我们能够“脱中入美”，就是在梦乡都操练着滚瓜烂熟的“优等语言”，我们才算是比较彻底地成功了。
我女儿现在刚上初一，她常常对我说，“我背完单词，背词组，背完词组背课文，什么时候才能背得完呢？”她的英语老师也告诉我，英语就是加班加点几乎还是教不完，不抓紧还真不行。英语真的已经成了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第一学科。和这种形势相适应，越来越多的双语学校正在“隆重”推出。前不久我到一所私立幼儿园给家长上课，幼儿园园长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但幼儿园照样是“双语”的。教育家古德莱德说：只有健康的国家，才有健康的学校。如果我要稍作一些引申，应该是只有健康的国家才有健康的学校，也才可能有健康的外语教育，我们的孩子才能有健康的童年生活，以及健康的民族自信力和对未来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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