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我想有个家
作者：张 建
我从不相信命运，但老天捉弄，我的经历却是如此的坎坷。
五年到过四个学校，这就是我痛苦的漂泊。
五年的时间不短，可岁月没能磨灭我痛苦的记忆。
1999年，师专毕业前夕。校园里飘荡着即将离别的气息。“工作”代替了“爱情”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优秀学生会干部、党员、优秀毕业生、一大堆荣誉证书，还有即将拿到手的自考本科文凭，这一切使得天真幼稚的我以为一条康庄大道已为我铺好。试讲时的极佳发挥更使我相信：理想的高中已向我招手。老实巴交的父母拿出了仅有的五千块钱，求爷爷拜奶奶地为我打点，希望我能到县城的高中去教书（因为高中待遇好且不需交“上岗费”）。于是，我拒绝了一所子弟学校的合同，又放弃了去私立学校试讲的机会。我苦苦地等待着。
没想到，这一等就从七月等到了十月。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能形容那种痛苦的心情。无情的现实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想，希望的肥皂泡就这样破灭了。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每次考试都“红灯高挂”的家伙居然堂而皇之的进了那所高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的残酷与不公平。
那一刻，我真的疯了。“毕业等于失业”，没想到这句话会在我身上应验。
抉择
没能去成高中，这意味着我必须拿出一万八千块钱才能到镇上的初中去“上岗”（只有交了所谓的“上岗费”才会有工资发）。
我去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我没交钱，因为我不忍心再让父母四处奔波；不忍心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不忍心看到他们渐渐多起的白发。我知道这钱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难。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我变得沉默；付出与收入的巨大差距（每个月一百多块的生活费姑且叫收入吧）让我变得更加沉默。但我没有放弃，因为我深爱着教育事业，因为我要对得起我的学生、我的良心。
我的第一次流泪是期中考试后。
初出茅庐的我由于对教材不熟，加上班主任和校文学社的繁重工作，第一次考试我输了，输得很惨。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我没想到我在学生面前落了泪。后来学生在日记中写道：“老师，您哭了，哭得我们心里好难受。我们知道您一直不快乐，我们从来没看您笑过。老师，您对我们笑一下好吗？”多么懂事的孩子！我知道，我只能以更大的付出来“报答”我的学生。
我的第二次流泪是在我和我的学生们分别时。为了生存，我要到市里的一所子弟学校去任教。工作找好了，学生的成绩进步了，我本应该高兴才对。可我不知道怎么向孩子们道别。
散学典礼后，我走进教室。教室里静悄悄的，但我发现每个孩子的座位上都有一个小礼物。还未等到我开口，班长已经发了话：“老师，你别走，好吗？”“是呀，老师，你不要走。”教室里响起孩子们的声音。“对不起。”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下来了。我不知道，一向坚强的我怎么能又在学生面前掉了泪。
出走
我真的没想到，我会放弃我一直喜爱着的教育事业。
从事教育是我的理想，但过于贫困的现实终于使我退却了（厂里的效益不好，我们的工资太低）。选择是痛苦的，在理想与现实面前，我选择了现实。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需要生存。
我没敢参加散学典礼。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我的学生。我怕他们天真无邪的询句。临别那天，我认认真真地批改好最后一次作业。我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教案、笔记，静静地打量着教室里的一切。我默默地问自己：“你真的要放弃了吗？你真的要愧对你的学生吗？”
南下
我进了厂，在品保部做了QC部组长。不知为什么，闲暇之时，我总会想起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情形。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总在我脑海中浮现，在我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我开始后悔我的选择。
没想到幸福会来得如此之快。半年后的一天，厂篮球队和附近一所学校进行一场球赛。我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得知我曾是一名教师后，他们又马上作出反应，要我去试讲。再后来，我就成了那所学校的代课老师（公立学校不可能给我们编制）。
回到魂牵梦萦的教育行业，我激动万分。我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进去。我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时间给自己充电。我要开辟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天地。在我的倡导下，学校的文学社风风火火地开办了起来。学生们都喜欢上了我这个大哥哥一样的老师。可没有想到，我的来和去竟是一样的匆匆。也许是过于表现了自己，也许是其它的原因，一年多后，我这个“临时工”不得不离开了。
临别时，我没再流泪。过多的磨难教会了我坚强。只是，我多么舍不得离开和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后记
如今，我站在了襄樊市二十七中的讲台，继续着我的教育事业，虽然漂泊不定，虽然仍旧清贫，可面对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听到孩子们的一声声问候，我很满足。
只是，一次次地与孩子们刚建立的感情却不得不一次次地撕裂，我觉得这撕裂的是我的心。多想有个家，哪怕是仅能短暂停留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