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何其芳发脾气

作者：孙绍振

　　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泰山北斗般的人物实在太多，但是，大多数教授讲课的水平与他们的名声，有构成反比的倾向。王瑶先生以博学强记闻名，但是讲课时，嘴里老像含着一块热豆腐，好像他越是讲到得意之处，那块豆腐越是发烫。魏建功是中文系唯一的“学部委员”，讲到汉字无法形容的妙处，就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了，把家乡话搭上，也还是无济于事。王力先生用欧洲人教拉丁文的办法编了一本至今仍然风行的《古代汉语》课本，名满天下，但是上课却缺乏必要的激情，语调总是单调，而且呈下沉趋势，有时简直是越来越低，有如深情的母亲对即将熟睡的婴儿温柔的催眠。
　　何其芳先生却是例外。何其芳的四川口音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但是他讲话时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讲到动情的地方，总是十分忘情，辅之以完全多余的表情，激动时，还带上一句半句任性的、愤激的话。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诗歌创作中很强的个性和他力图与之妥协的民歌发生了冲突。他缺乏艾青、田间那样的弹性，他不能勉强自己、扭曲自己去适应社会一时的需要，他非常坦然地中断了创作。直到十多年后的1954年，他才写了一首叫做《回答》的诗，那意思不过是：鬓间的白发警示他四十的来到，身边已经落下树叶一样多的日子，而结出的果实却为什么那么稀少。当时一些只能欣赏李季式的革命和劳动场景的描绘的读者就发表了一些来信，对他表示失望甚至指责。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回答”》。个性温和的他，加上身为领导干部的身份，在讲台上，是很少直接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但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愤激起来。他说，这实在实在是莫名其妙的，难道一个人工作做得不好，感到难过也不行；倒是工作做不好，心安理得，反而值得自豪吗？他激动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真正有点发火了，连那油瓶底一样的眼镜滑到鼻尖都顾不上，一直让眼镜处于“悬崖”上达数分钟之久。大家都笑了，显然有的是笑他的眼镜，有的是惊异于一个著名诗人的发脾气。我也笑了，我觉得笑是心灵最短的距离。教授们在讲台上，很少有像他这样任性的。他天性难得的流露，缩短了这个名人和我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我分外感动。我记得他给上一届同学开设《红楼梦》课的第一天，我偷偷溜进去听。座位已经满了，只好和许多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偷听者一起坐在冰凉的台阶上。他在介绍《红楼梦》的版本和在当时的影响的时候，说到一个《红楼梦》迷，弄得家中人不得不把他的手抄本《红楼梦》烧了，而他发现以后就哭了：“奈何烧杀我宝玉!”他说话时脸上流露出一副痴迷的神态，好像那个要哭的不是书迷，而是他自己。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他担任过北大文学研究所所谓肃反领导小组、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布告栏里，我看到过一张通知：“有什么历史问题，可向何其芳同志交代。”不知怎么的，看时，觉得心情沉重，无法想象，那个讲坛上的何其芳和坐在办公室听取一些教授、研究员的屈辱的交代的何其芳居然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