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
作者：袁伟时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而此状况，必须改弦易辙。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都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