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的三种自觉意识

作者:李广平等




  干:今年夏天三卒初遇,姜兄曾提出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应具备“自觉的文学意识”。这个问题在我心头搁了好几个月,我越来越觉得,这是语文教育中极重要的话题,它一语道中了当前语文教学的软肋。
  姜:大多数语文教师的文学意识一直沉睡着,更多的是从为了论文写作这一点走上写作之路的。而我强调“自觉的文学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文学精神,并将这种文学精神化为精神的养料,传布给我们的学生。文学精神还不能专指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文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很可爱的,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从这个意义讲,教育的意义或语文的意义,应该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事业。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或新生代教师群体开始成长的时候,语文教师更需要有一种文学意识,使我们能够在浮躁的大背景之下沉浸到一种语文精神里去。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靠应试发家的名师,可以说,他们牺牲了语文的人文化,也使自己成了语文之路上的没有多大价值的殉道者。
  贺:套用新课标的话,这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虽然人文性是一个被频频爆炒的词,但是,要在教学实践中真正体现出人文性,却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教师有较好的文学意识,那么,他在教学实践中就会有意无意地渗透着人文的东西。教师自觉的文学意识还是对学生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语文教师的品位和层次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干:当前,许多语文教师新锐在处理教材上已经表现出一种“天马行空”甚至是“信马由缰”的潇洒,或细加品味,或无情分割;对不能为我所用的,则弃之而毫不可惜。我以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对语文教育的渗透。无论是参与教材的编写还是应用教材上,新生代们都不再以僵化的知识体系来框定语文教学实践,而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性灵。因为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读者的多元解读,所以在具体的语文实践上,他们反而不会刻意地在具体的语言上大加赏析,进行剔肉见骨的解读与教学,他们会更多地在文字与师生的人生感受之间来回穿梭。
  贺:这是一种超越。摆脱过去那种寻章摘句式的解读,这同样也是新课程的背景要求,是势在必行的。但是,语文教学毕竟是一门科学,科学有科学的规律、特点和原则。如何站在科学的高度来认识语文教学?是不是读几本文学著作就能实现这一切?这就关涉到语文教师的理论意识。一个语文教师是属于学者型、专家型,还是属于经验型、书匠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觉的理论意识”的强弱。自觉的理论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强大的反思能力。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实践中应该不断地反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理论依据?这样做的效果怎样?怎样做才能收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一旦具备了这种意识,就开始步入教无止境的境界,就开始了艰难而又极具个性化的探索,或者说,开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构建自己的教学特色。
  干:值得庆幸的是,新生代语文教师可能从起点就已经开始了自由的、多元的“教育理论”的追求。但是究竟怎样才称得上新生代语文教师的“自觉的理论意识”呢?
  贺:要养成自觉的理论意识,首先需要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作为一个新生代教师,有几种教育教学理论是不可不知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多元智力理论、合作教学观等等。作为专业的语文教师,不可不熟悉孔子、陶行知、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于漪、魏书生、钱梦龙等前辈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思想。自觉的理论意识不是说动辄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是强调教师要有这个方面的习惯,要形成自觉理论反思的意识。自觉的理论意识的形成过程同一于教学实践过程。这种意识的形成,要求教师要有执著的教育情结,敏于发现和思考教学实践中的显隐问题,切于摸索和解决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困难,自觉地运用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来指导、检验和反思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在具体的过程中又渗透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后超越之,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我认为这是新生代教师必经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流程。新生代教师自觉的理论意识表现为能够自觉地用相关教育理论来指导、检验和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其最高境界是超越前人,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姜:但也要当心现在更多的人还在概念上兜圈子,譬如纠缠于“言语”与“语言”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学术化的问题会削减语文教学的美学力。至于人文意识,我觉得还真的太大,不及文学意识来得更实在。当然,由意识肯定得上升到理论。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理论的形成得依赖于鲜活的文本及丰富的实践,否则可能会有理论先行的毛病。我很想直白地说,对一个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语言工作者,理论的高度可能并不需要太高,作为一个实践者,这种理论意识可更注重于一种感性的丰富。有时候人们可能认为感性的认识并不是理论,但是,感性认识也是一种认识啊!
  贺:对我们来说,可能“理论的形成”还有个前提,也就是理论的落实。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然后总结反思我们的实践行为,再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新生代教师来说,可能还是理论先行,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并没有区别,只是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而更重视在实践基础上的个性构建。新生代教师的幸运就是时代和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外教育教学理论,这些滋养了他们的学养,使他们在实践上的反思和总结更有高度。
  姜:新生代的压力小,包袱也不多。所以,即便是从实践角度谈,他们也极少框框套套。当然他们有他们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惟其不成熟,而使语文课少了表演的色彩。
  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孔子等诸子百家、朱熹、陶行知、张志公等,他们的论著里同样有岁月消磨不了的东西。我感到担心的是,外国的教育理论和心理学、哲学理论已经凌驾于本土思想之上。任何丢掉传统和本土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走出去,本土的问题只能用本土的方式解决。
  干:我倒以为对本土理论的研究尚不是关键点,因为教育学作为“人”的科学,东西方应该是一致的。我个人以为,和前辈们积海量的数十年的教育细节、教育得失的优势相比,新生代们的自觉的实践意识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们会在先进理论的支持下,与某个较具个性化的课题研究相结合,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他们所指向的实践,是“大语文”,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从师本教材到个性化教学法的、比较全面的整体改革。
  贺:新生代教师能否形成气候,还要看我们能否埋下头来,在实践的路上走远走深。时代犯了一种叫做浮躁和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种毛病不可避免地要折射到置身其中的新生代教师身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眼高手低,空谈务虚同样也会断送新生代的发展。
  干:同样是实践,新生代们的实践有什么特点呢?从对语文学科的认识及操作上,似乎前辈们更注重对既定的纵向挖掘,注重课堂技术的改进甚至力求达到完美,而新生代们似乎更注重从文本(教材和课程)开始进行研究,他们似乎在做着一种横向的努力,努力让语文的边界扩大,而扩大了边界的语文,可能也就势必导致对具体一篇课文在课堂技术上的粗糙处理。
  姜:阅读,特别是有选择的阅读是不是一种实践?
  干:作为一个语文教师,阅读自然是不可以任何借口来弱化淡化甚至彻底消除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它和实践混为一谈。所谓实践,就是直接作用于学生的语文活动。虽然在实践意识的强度上与实践的积累上,新生代教师可能还不如前辈名师,但是由于内在文学意识和理论意识的优势,新生代教师一旦转入实践,也会具备自己的特色与优势。新生代们更着眼于学生整体人格的发展,于是,他们的教育实践也就势必从大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进行。他们中的每一个,几乎都在构建自己的语文课程,从师本、校本、教材,到文学社团的建立,到网络社区的探索,到具体课堂技术的研究……他们的实践是整体性大语文的实践,这是新生代教师的实践与实践意识的一大特点。
  姜:我认为对于语文教师来说,实践的外延还应该包括教师的阅读和写作行为。因为语文教师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与他的语文教学能力直接相关。试想,一个读不懂《论语》的人如何来个性化地教《论语》?一个不读曹雪芹的人,如何帮助学生对《红楼梦》进行独到的感悟?一个不知道川端康成的人,他能推荐学生读他的《雪国》?个体的阅读也是一种积极的实践,也是一种带有创造倾向的实践,也是一种具有审美意识的实践。阅读的倾向性、选择性,独到的审美情趣的培养及偏嗜性阅读倾向的克服,都应该纳入到实践中。
  贺:还想谈一点新生代实践意识的“自觉”。这个自觉还应该包括对所有这些活动和探究的资料积累、整理。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是实践行为的见证,是过程的见证。这个过程的见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见证,它潜藏着某些价值的规律性的东西。
  干:最后不能不谈一谈三个意识的融合,黄玉峰、李镇西、韩军、程红兵等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他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已经从课堂技术派走向了大语文教育,尽管就最后的教育结果而言,限于目前的教育现状,他们也不能够达到他们想达到的境界,但他们的实践确确实实推动了中国语文教育再一次向前迈进,我觉得新生代教师必须从他们的成功与高度中看到自身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