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刻满文字的“无字碑”
作者：周 玮
白手起家
为了维护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信息性和活泼性，编写一部为语言文字规范服务的现代汉语新词典的设想，1987年就被提出来了，但当时的力量和条件不成熟。直到1992年春，吕叔湘先生把曹先擢和李行健请到家中，让他们一左一右坐在身边，说：“词典还是要编，现在也可以做了……”于是，编写词典的编写组召开论证会，培训编写人员，收集词条，注释词义，忙碌一年多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第一稿出来了。但大家在兴奋之余很快发现太粗糙，推翻重来。于是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业余搞不行，就主要依靠离退休的老同志；分散搞不行，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1995年，编写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别设立了编写点，后全部集中到北京，几经搬迁之后，来到了国家语委大院内的一幢小楼。人最多时，有三十多位住在这里，两人或三人一间，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
床是四个凳子上放块木板搭起来的，床脚不稳就垫块砖；后来有了些写字台、沙发，也是从别的单位淘汰的办公用品中“捡”回来的。说到起步时的艰难，主编李行健说：“开始时经费很少，只能管大家的一日三餐，很多老专家是带着退休金来到编写组的。他们一不用国家编制，二不靠国家拨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白手起家。”
咬文嚼字
编写组成员的生活一如房间里的陈设般简单：一张床板、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心无旁骛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自己要辨析解释的每一个字词，每天吃饭、睡觉、散步，都在思考自己手头的工作。有的老专家甚至半夜惊醒，说自己梦中为某个词语的释义跟人争论不休。“咬文嚼字”成了每个人乐此不疲的习惯。曹先擢先生编写一个“打”字的释义，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为了“授权”和“受权”这两个词的辨析，专家们从语料库中分别查了三百多个句子……
追根穷源
规范，是“规范”辞书的首要特点。为了执行有关科技术语和计量单位的规范标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原释义中的“白血球”改为“白细胞”，“心肌梗塞”改为“心肌梗死”。不少语言领域尚无国家的规范标准，词典便通过释义和例句等的示范性发挥引导作用。比如成语“空穴来风”，已有词典中有的注释为“事出有因”，有的注释为“无稽之谈”，还有的注释为既指“事出有因”又指“无稽之谈”，释义纷纭使读者无所适从。按照社会约定俗成和因势利导的原则，词典将其注释为“从前指事出有因，现在指无稽之谈”，用概括的词语分清了历史与现在，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
词典还在有些词条的末尾伸出一只生动的“小手”，用图标方式进行“提示”。这样既从道理上讲清了有关规范的情况，也达到了积极干预语言生活、推进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比如辨析“连”和“联”的用法异同时，词典提出“‘连’侧重相接，‘联’侧重相合”，“连日、连年、连续、连接、株连、牵连”等词语中的“连”不要写作“联”。又如，“像”跟“象”作名词用时，究竟什么时候用“象”，什么时候用“像”，“提示”也作了明确的界定，解决了人们使用中的困惑。
专家们力求从语言文字的历史渊源出发，亲手梳理每一个字、每一组词的身世经历，使其“来路”清晰。
甘于寂寞
许嘉璐先生形容这部词典的编者坐了十年“冷板凳”。但编写组的钮葆先生说，甘于寂寞的人，未必真的寂寞。从经年累月的艰苦劳作中，他们找到了与自己心性契合的营养，一个个汉字、词汇以及字词所蕴涵的文化含义，皆被他们当成自己的“珍宝”深藏在心底。这就是对他们最丰厚的奖赏。
“弄明白一件事情背后的道理，比当一回波斯王都快乐”，这句阿拉伯的谚语道出了他们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的乐趣。应雨田先生是湖南常德师院的老教师，1998年3月，接到编写组的电话，这位研究方言词汇的专家便直奔北京。“编写组不拘一格、用人所长。我是偏僻学校的无名小卒，来到这里几个月后就担任了副主编。”右眼几乎失明的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逢节假日有时整个楼道只有他一人。
“快马加鞭一夜还”，“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走廊里不时传来的这两句京剧唱词，唱出了编写组的两个“典故”。外地同志每年有寒暑假共两个月，北京的同志则每周末休息两天。可由于放不下工作，北京的同志往往周末只在家里呆一夜，换洗了衣服，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于是大家以《四郎探母》中的“快马加鞭一夜还”来戏称。每逢寒暑假，人回家心仍牵挂，他们留心捕捉一切与词典有关的细节。一位广东同志探亲回家，听说附近产“橘红”，经了解原来是一种植物，而不单是指果皮或颜色。当他带着这一词条的新释义“胜利归来”时，大家戏谑地称他为“侦察员”。
11年过去了，吕叔湘、李荣、张清常等几位先生先后作古，刘钧杰、曹聪孙、赵丕杰等几位专家也病痛缠身。副主编季恒铨激动地说：“一个人能干成一件半件对国家有益的事，就无愧此生。”季先生含着泪水告诉记者：“做这件事时，每个人始终怀着一种伟大的冲动，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没有刻上自己名字的纪念碑式的工作，他们雕刻的是一尊排满文字的‘无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