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季羡林“提心吊胆”的一年
作者：马建强
但就是这样一位东方文化大师，在他辉煌的教学生涯中，除了在北大工作的五十多年之外，竟还有一年“提心吊胆”的中学教师生活。
1934年夏天，23岁的季羡林以四年全优的成绩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不会因为你是成绩全优，就有一份好工作等着你。面临着毕业后自己择业的严峻现实，季羡林一时无路可走，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校长托人邀请季羡林担任国文教师。济南高中是季羡林的高中母校。高中三年，季羡林得了六个学期的甲等第一名，是个名副其实的“六连冠”。大学期间，季羡林在几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发表了散文，在全国可谓小有名气。在母校老师眼里，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季羡林当成大作家了，既然是作家，那么自然能教国文。但是对于刚出大学校门的季羡林来说，心里却直打鼓，既有喜，又有怕：喜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饭碗，怕的是自己在大学学的西洋文学，成天是莎士比亚、歌德，现在要往脑袋里装屈原、李白、杜甫，这能行吗？会不会误人子弟？
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省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厚，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差不多是大学助教的两倍，折合人民币，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三千多元。然而这160块大洋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拿到的。当时的中学生，对教师是非常挑剔的，常有“架”老师的事情发生。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如果学生把自己“架”了怎么办？季羡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为了饭碗，为了糊口，也就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既然你们敢请我，我就敢教!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国文教师连季羡林一共有四人，济南高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一共12个班，因此，一个国文教师得教三个班。另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羡林在母校读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季羡林以为在母校教国文，自己这个新手是可以得到关照的，可安排课务时，这三位老教师每人各挑了同一年级中的三个班。这样季羡林要教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备课教课都要顾三头。季羡林意识到，自己与老师之间原先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了，而是饭碗的争夺者了。
第一次上课之前，有位老教师向季羡林面授机宜：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如果新教师第一堂课上就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毫无威信了。如果查了字典也查不到，点名时你就不点这个名。等点完其他人后，只须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有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你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这个字了。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出洋相，威信自然也就可以保住了。
老教师的这小小一招，果然管用。季羡林班上真的就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并不是每堂课都能平安无事的，学生当中就有几个颇有挑衅性和叛逆精神的。当时济南高中，好像有这样一种风气，那就是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教师，教师则以此自居，根本谈不上教学相长。在课堂上，老师是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上来的，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也会被同事们看不起。季羡林自己年龄不大，更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再加上同时上三个年级的课，平时难免会紧张和担心：我怎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讲错呢？怎样才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呢？
没有办法，季羡林如履薄冰，只能兢兢业业，多备课，多看书，多下苦工夫。好在他是清华大学有名的高才生，加上备课认真，教学勤奋，渐渐地学生们发现这个年龄不大的小老师，水平很高能耐也是很大，于是也就开始信服这个老师了。
在完成繁重的高中国文教学之余，季羡林还抓紧业余时间，继续写作。其中有一篇散文，季羡林寄给了上海的郑振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郑振铎亲自写了回信，说自己在另外一家大报主编的文学副刊可以刊登一些学生习作，请季羡林推荐一些学生作文来。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学生中的威信更高了，对爱好写作的学生吸引力也更大了，从此师生相处得也越来越好。
不知不觉地，1935年的夏天快要到了。这个季节可是中学教师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一个学年快结束了，下个学年的任教聘书能不能拿到，这可是季羡林的头等大事。季羡林十分紧张，心里的滋味同一年前大学毕业时差不多。就在这时，清华大学传来消息，将与德国的大学建立留学生交换制度。由于季羡林在校期间主修德语专业，四年成绩全优，经过学校审核，同意推荐季羡林留学德国。从此，季羡林告别了惟一的一年中学教师生活，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德国留学生活和五十多年的北大教学生涯。
如今，季羡林已经93岁高龄，一生的工作经历，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就是这一年中学教师生活，并说这一年是“提心吊胆”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