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先生之风
作者：严 亮
我不是语文老师，但却对语文学科情有独钟。我发现基础教育界颇有成就的校长、教育家不少是语文教师出身，因此便有意识地阅读他们的专著，关注他们的实践，探究他们的思想。对于漪先生，更是仰慕 已久。在认识于漪先生之前，我看过不少先生的文章和书籍。2001年12月19日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我有幸第一次聆听先生的报告。那天她讲的是“课堂教学改革”。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过程中，先生没有手稿，没有喝一口水，没有一句口头禅，更没有一句罗嗦的话。这可是年愈古稀的老人呀!她的报告对我不仅仅是震撼，更让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报告结束后，在场的深圳市校长培训班的100多位学员自发地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感动之余，我想：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老师聆听名家的教诲，感受名师的情怀，领略名人的风采。于是，我冒昧地邀请先生到我所在的学校讲学。先生一边写下她的电话号码给我，一边说：“真对不起，我已多年不外出了，如果你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好了。”
在深深的遗憾之余，我哪肯善罢甘休。从上海回来后，我又多次打电话“骚扰”她老人家。2002年春，先生终于答应：“等我身体好一点再去吧。”我哪里知道，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其实去年大多数时间先生是在医院度过的。尽管年迈体弱，先生依然在为基础教育而奔波，现在还担任上海市教师研究会会长，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名誉校长，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兼职教授。先生既是新课改的倡导者之一，又是身体力行者；既要组织编写《现代教师自我发展丛书》，又要审阅新课程标准背景下的新教材，手头有做不完的事，能抽出两三天外出，实属不易。2003年春，先生说：“现在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因为‘非典’的缘故，我不能出上海，等到秋天再说吧。”10月初，先生打来电话，询问我校什么时候期中考试，什么时候举行运动会，学校近期有没有其他活动。我们本来希望先生利用周末给老师们作报告，但她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不愿意去“打扰”老师们的休息。初步商定先生11月中旬来深后，我想确认一下具体行程。一个中午，我将电话打到先生的家里，她刚好去了医院，接电话的是她的爱人。在得知我的意图后，他严厉地责备我：“不行不行，你们有没有弄错？她75岁了，又有严重的心脏病，怎么能出上海？……”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没料到当天下午先生从医院回来后马上来电：“我还没有来得及同我老伴商量，我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既然老早答应了你们，我会来‘还债’的。”最后终于商定：2003年11月16日下午，先生来深。17日下午、18日上午在宝安区沙井中学作报告，18日下午返沪。
就在我准备迎接先生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的领导得知德高望重的于漪先生来深讲学，并且11月17日上午没有安排作报告的消息后，通过先生的随行人员，诚邀她下机后先去龙岗作一场报告。11月16日上午，先生从上海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她说：“他们一再盛情相邀，不遵命不敬，就应允了。至于身体，我坚持一下应该没问题的。”17日上午，我来到龙岗区实验学校接先生，先生正在这里给1500多名教师作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楼梯口、讲台上都挤满了人。原定11点结束的报告会推迟了半小时才结束，热情高涨的“于迷”们争先恐后地拥上讲台请先生签名，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因为先生在沙井中学的报告会下午两点半开始，我建议她立即赶赴沙井，午餐后抽时间稍微休息一下。龙岗方面虽然已经准备了午餐，但为先生的身体考虑，对我的建议表示理解，他们请先生自己定夺。在不厌其烦地签了近40分钟的名后，先生说：“既然龙岗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用餐吧，待会我在车上休息一下就行了。”从龙岗到沙井，行车需一个小时，我本以为先生会休息，不料在车上她又同随行人员谈起审阅教材的事，毫无倦意。
凡是与于漪先生交往过的人，都称赞她的为人。她正直、敏捷、纯粹、真诚、厚道；她胸襟开阔，性格开朗，才华横溢。于漪先生和蔼可亲，从不愿意干扰别人。这次来深的第一晚，先生是在龙岗的—个宾馆度过的。那天晚上房间里有蚊子，不知何故，服务员又没有拿来驱蚊片，先生没有吵醒任何人，而是自己想办法驱蚊，最后靠服用安眠药才休息了一会。而这些，都是先生的随行后来告诉我的。在我校作报告前，我隐约感到先生的倦怠，但一登上讲台，先生便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在沙井中学，先生向数百名老师作了“教师的人格魅力”和“走进新课程标准”两场报告。我和许多老师一样，是含着热泪听完报告的。由于我负责安排先生在沙井的行程，所以又有了与先生单独相处的机会。在报告中，在谈话时，先生强调最多、最重的一点就是“信念”。先生说：人无志不立。人之所以为人，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就在于他有“魂”，有指导自己思想言行的“魂”。先生就是抱着“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基础教育的教师”这一坚定、崇高的信念而躬行践履的。同时，先生一贯以扶持、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李镇西、陈军、程红兵、程翔……无一不受诲于敬爱的于漪先生。对于我这样—个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先生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先生向我坦陈了对中英文语法对比研究的心得，先生把自己担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校长的体会及她的“失败与教训”向我娓娓道来，“年轻的同志一定要超越名利，要沉得下去，潜心于教学和教育科研”，教诲我什么时候都不要荒疏了自己的专业。这次来深圳，先生将手头仅存的两套《于漪文集》中的一套送给了我，并欣然题字：
“教育是永恒的事业。为了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足发展，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卓越业绩，是极其艰辛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一次谈话间，先生不经意地与别人说起我时，竟然能将我的手机号码和住宅电话脱口而出，实在让我感动。先生这次来深，有关方面想聘请先生担任教育教学顾问，当我委婉地转告这一请求时，先生说，我不能担任有名无实的“顾问”。如果我接受聘请，我就要又“顾”又“问”，但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我那样做了。不过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尽管打电话给我……
于漪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为事业，为青年，先生付出的实在太多。讲学期间，我们有位老师想向先生请教有关语文教学的问题，但苦于没有机会与先生长谈，在与她合影时，先生就看出了这一点。先生上飞机前要我务必将她的联系方式转告这位老师，让她直接写信或打电话交流；先生回上海后，在电话中又一次提到了那位没能与之深谈的老师。当我和我的同事谈起这件事时，我们长久无语，都被先生那关心青年教师成长的一片真诚所深深感动。
教书的于漪是一部大书，在她人生的第75页，她让深圳的后学近距离地感受到什么是教师的人格魅力。学做人，不是一句空话，于漪先生的言行给了我们以具体的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