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三见吴薇
作者：王晓平
记得那是1998年，我在青山湖车站等车，正巧她下车，就干脆不上车了，两人坐到湖边的长椅上聊起来。她瘦了不少，一脸憔悴，脸色发黄，声音嘶哑地说起近况：“学校换了领导，搞了许多新名堂。以前期中期末考试是自己阅卷，新领导一上任，改成教研组阅卷，流水作业，课任老师不改本年级的试卷，教师也按平均分排队，和市抽样平均分比，划成表格，张贴在办公室。”我说，这不算新名堂，我们学校早就这样了。她叹道，唉!这次期中考试后，一个多月都没睡成觉了，吃了不少药，也不管用。“怎么回事？”“考后排队，初二6个语文老师，我是倒数第二。”她一脸的无奈，“这6人里，我年龄最大，高级教师评得最早。”我大惑不解：“你教学一直不错，市里作文比赛学生多次获奖，老‘先进’了，怎么也不至于倒数呀！”她神色黯然：“有苦难言呀!初二的卷子6位老师改，3位改作文，一位是高中老师，快退休了，没教过初中，给分特严，一本卷子(30份)没打一个满分（40分)，最高只给35，一般26、27，还打了不少20以下的。一位去年分来教初—的，每本卷子都打了五六个满分，一般三十来分，20以下的没有。还有一位初三的李老师，每本卷子中满分大概两三个，多数28、30，20以下极个别。按班级排的考场，我两个班有三本卷子落在高老夫子手上，一本在李老师手上，没成倒数第一，算是万幸!”一向乐观开朗的她，边说边叹气，半年没见，脸上添了不少皱纹，腰也不那么挺直了。
等到一放暑假，我就赶忙到她家去庆贺：“期末排第一了，这下可以睡安稳觉了！”“你听说了？”“好事传千里嘛!哟，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呀？”她比上次见面更瘦，脸色更黄，头发也白了好多。她连连叹气：“这个第一，弄得我里外不是人呀!”看我一脸疑惑，她解释说：“为了力挽狂澜，对那些成绩差的，不做作业、作文的，不背书的，我只好在上午或下午下第四节课后把他们留在办公室，守着他们做作业、写作文、检查背书。今天这几个，明天那几个。中午儿子回家，发着牢骚煮方便面，晚上老周下班，见厨房里冷火悄烟，边做饭边埋怨。我天黑才能到家，父子俩一唱一和：‘职称到顶了，拼死拼活图什么呀!’‘妈妈要当雷锋阿姨呀!’‘雷锋奶奶还差不多!’两个月来父子俩的冷言冷语冷战，就够我受的。家长呢，怪我没让孩子按时回家吃饭，说会把孩子弄出胃病来，还找领导告状。学生呢，说每堂课都要讲些习题，没以前上课有味。唉，伍子胥过韶关，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我都熬上几个月了，能不白吗？”看着她鬓角的缕缕白发，环顾简陋凌乱的家，真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总算过去了，我坚决申请下学期教历史，领导终于同意了。”她欣慰地说。“教历史不一样要排队吗？”“初一历史就我一个人教，16节课，只和市平均分比。比教语文多4课，但没什么练习，不是中考科目，没有来自家长的压力。”“你这么优秀的语文老师去教历史，太可惜了!”我不禁为她、为他们学校惋惜起来。“要不是有位历史老师退休，我曾经兼过历史，口碑不错，还轮不到我呢!”她不以为苦，反倒感谢机遇。告辞出来，想着又黄又瘦的她，心里注满难言的苦涩。
2001年5月的一天，她到我家来玩，容光焕发，人也略胖了一些。我说，怎么，教历史这么轻松？人都年轻了。她说：“我去年3月就退休了。”“我记得你是4月份出生的呀。”“领导说中途不好换老师，3月份就要我不必上班。既然没上班，3月份就只发退休工资。唉，如果让我干到7月份，教龄就满了30周年，可以作为执教30周年的教师拿100％的退休金，偏偏早生了三个月!更倒霉的是，我原来在工厂子弟学校任教，在工厂医院看病不用花钱。搞改革，学校从工厂分离出来，归区教育局管，厂医院不让我们看病了。看了病，教育局又说没钱报销。一年多了，没报过一分钱药费。退休工资嘛，社保局按照工厂1996年和他们签定的有关合同发给我们，七折八扣一算，才六百多。我们三位老师多次去找教育局，上访了大半年，最近总算解决了，每人加了一百多。是他们算错了。和同学比，我的退休工资是最低的。想想贫困地区还有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的老师，想想那个扛袋大米到师大听魏书生报告的老同学，也算万幸了！”我为她乐观的心态而高兴：“你倒是想得开啊！”“想不开又怎样？”是啊，想不开又能怎样呢？
庆幸她到了55岁，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分数排队的巨大压力。她仍在一所民办中学兼语文课，脸色红润，比起几年前反倒年轻了。为她高兴之余，想起还有许多“张薇”、“李薇”在分数排队的厄运中挣扎，辗转反侧，“怎一个苦字了得”！特意撰文，期望“观人风者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