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成思危：仕者必如学
作者：崔文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成思危就是这样一位居高位而不忘学习，始终保持学者本色的仕者。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褒奖。见过成思危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学问好，记忆力强，谈吐不俗，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记得有一次，成思危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外宾，当介绍成思危时，江泽民总书记这样说：“他学识广博，每次与他谈话，我都感到受益良多。”
成思危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余，潜心研究学问。他把学术研究当成人生的一大乐趣，用他的话说，是“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他为自己规定：不管多忙，一定要抽时间来学习，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每天写一篇读书笔记，每月写一篇文章，每年写一本书。有人问他：“你政务繁忙，能完成这3项规定吗？”他回答说：“这3项规定从未因职务和工作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相反，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成思危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管理科学、软科学、风险投资、复杂性科学和虚拟经济这五个方面。在管理科学领域他是学科带头人，在软科学界他享有极高的声望，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他是个开拓者，在虚拟经济研究领域他是领军人物。
现在，很多人一听到成思危这个名字，马上会联想到风险投资。成思危是我国研究风险投资最早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对于国人来说，风险投资纯属“舶来品”。改革开放初期，成思危在美国学习进修期间首次接触到了风险投资，并注意到催生苹果、惠普、IBM等大公司的秘密武器就是风险投资。
此后，成思危一直在思考并探索在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途径和方法。1987年秋，他应邀赴美钻研风险投资。1995年，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的北京峰森技术公司宣告成立，成思危、师昌绪、王大珩等知名科学家一道对该公司的风险投资业务进行理论指导。
1998年3月，我国开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开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
成思危意识到，风险投资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要使它在我国发挥重要作用，关键是传播风险投资的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培养专门人才。为此，他著书立说。
他倡导每年4月召开一次“中国风险投资论坛”，目的是集思广益，共同探讨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道路。在2002年“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他透露准备推动成立一家高规格的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至2003年年中，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目前，他正在积极推动成立中国风险投资协会，以便在培训、出版、办刊、交流经验、行业自律等方面都发挥独特作用。
成思危对虚拟经济的研究缘于上个世纪末那场金融危机。1999年，为了研究东亚金融危机问题，他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一书中提出了虚拟经济的理论。他认为，东亚金融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所谓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活动模式，是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成思危把虚拟经济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主任，成思危除了组织并资助了一些有关虚拟经济的研究项目之外，还推动在南开大学建立了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并提议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两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
在他领导的民建中央建议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正式采用了虚拟经济的提法，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他说，这是对他本人及民建工作的鼓舞和激励。
除上述领域外，成思危还多方涉猎，并有重要论文或著作问世。目前，他仍然担任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并指导十几名博士生，履行一个“园丁”的职责。
治学是从政的基础，是为从政服务的。成思危有一句话，表达了治学与从政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说：“我试图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数十年来，我一直本着‘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的精神，希望能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这就是矢志不渝的爱国者、学者型国家领导人成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