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我是怎样成为“另类”的
作者：蔡兴蓉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亦即我初执教鞭的那一阵子，我就一言得咎。我说：“各位同学，你们如果真想学好语文，就请记住：多读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一时间，师生哗然。但校领导考虑到我初来乍到，年纪轻轻，尚在可教育之列，就派一老教师帮我，“一帮一”之谓也。现在还记得，那老教师瘦得像小写英文字母“i”，坐在餐桌边，一面往嘴里丢豆子，一面谈语文教学法。都是些千真万确的老生常谈。倒是老教师的最后一句话，听得我如醍醐灌顶：“我20年不读一本书，还不是年年评先进!”是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按理，语文教师的使命，一是给学生一定的语文知识，二是给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前者易于评估，后者难于衡量，尽管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这或许正是语文教学长期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吧？我于是不但不退，反而更加朝前走。我跟新婚妻子商量：学生的精神太贫苦，不准读书，也无书可读(除了教科书)，都高中生了，两个班里竟无一人读过《红楼梦》，太荒唐！是不是先把买家俱的钱拿出来，买些书，以解燃眉之急呢？妻犹豫一会，问是不是收租金，我说不妥。妻又说那也得收押金，以免把书弄丢弄坏，我说行。就这样，我两上宜昌，挑回两担书。在我心里，这不是两担书，而是两担农家肥———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在学生成长的每个学段都施下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化肥，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土壤板结啊!而让课外书籍登堂入室并与课本等量齐观，我以为，是改良土壤的第一要务。
“一堂课讲了三篇课文(现代文)!”在关于我的种种争议之中，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也是我颇欲鼓吹的一句。个中缘由，容我多说几句：一者，在我看，现代文无非是一杯杯业已泡好的茶，让学生自己喝就是了，大可不必奢论茶道；二者，正如有榫子就得有卯眼，欲使学生博览群书，就得给学生时间保证；三者，我也并非总是“一堂课讲了三篇课文”，多数时候，我是一句不讲的；四者，人一开口说话，就得对听者的耳朵负责，倘使此话不错，则陷在概念之中和题海之间的应试语文派生了多少显性重复和隐性重复———派生了多少“神圣的废话”!当我们用缺少真情实感和文化含金量的语言来随随便便乃至理所当然地取代学生的阅读自由和内心自由的时候，这就是说，整个语文教学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思及此，忧心如焚!
我于是得了个绰号，叫做“一年级把关教师”(不让“跟班上”之谓也)。
“把关”就“把关”吧!我干脆将“把关”的内容扩而大之：由室内移至室外，由校园移至社会。所以者何？又似乎并不是为了“语文”。尽管，我们知道，世界是联系的世界，譬如你今天打了一个喷嚏，说不定与前不久的海湾战争有关，或者如杰克·伦敦所说的“一个神经质的女人跟一只见风使舵的船有关”；但是，我们又知道，应试语文要求我们从一朵花里直接看出“之乎者也”，从一只落伍的大雁看出宾语后置，从蜻蜓的尾巴看出破折号的种种妙用，或者从萤火虫的闪烁中看出高考作文的命题走向。呸!《论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得好。而我抽暇与学生们流连于山水之间，仅为一乐字而已矣!或曰：“你这是快乐教育!快乐是最理想的教学状态和舍此无它的教学原则。”过奖。我当时只是看见：应试教育给相当一部分学生带来心灵创伤，促使他们只能在“伪形象”即模式电影和垃圾小说中寻求自慰。伏尔泰说：“我怎能面对别人的苦难而背过身去？”况且“别人”是自己的学生!打着任何名义让学生的心灵蒙上阴影，都是不人道的，从而是不师道的。因此，当领导批评我竟允许男生游泳，允许女生爬树，甚至在晚自习时(暑假补课期间)带全班赏月并请吃雪糕时，我一点儿都不脸红。
我于是又得一个绰号，叫做“×××现象”。
推究起来，“现象”之比“把关”，似要少点调侃，而要多点犹豫吧？但也不是什么好词儿。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我连续做了八年的“一年级把关教师”———用同事们的话来说，游了八年“长江”(刘白羽《长江三日》)和登了八年“泰山”(李健吾《雨中登泰山》)之后，我校来了个新校长。新校长也是教语文的，据说还获得过国家、省、市等各级荣誉证书和奖章。他有不止一捆的理由，证明我这种“现象”是非杜绝不可的。他在“事先”与领导班子“交换意见”后，通知我改行———教政治。这个决定促成了我的决定：停薪留职，弃教从商。适逢堂弟买了辆东风牌翻斗车将远赴海南岛“填海”，我也就筹钱买了辆，然后与堂弟一并到了海南岛。
椰树、棕榈、凤凰、木棉……初来乍到，我的情思很难进入到异域风景中去；翻斗车在公路上驰骋，我的心也在驰骋，方向却总是指着故乡和学校。两个念头，如一对鸳鸯，并存于我的心中：一个是，我败给了现行教育；一个是，我赢得了我的学生。我知道我一生都忘不了离校前的一幕……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妻“呀”了一声———全班56个人，一个不少，全来了。几个学生手里提着饺子皮，以及作馅用的猪肉、韭菜等，说是要为我饯行。房子小，多数学生无处可坐，只好站着。我看大家脸上在笑，眼里却闪着泪花，就玩笑说：“又不是生离死别……”谁知反而惹得几个女生哭出了声。我鼻子一酸，赶紧跟妻子进了厨房……水开了，我一锅一锅地煮，一碗一碗地盛。妻要帮忙，我不让。几个学生要帮忙，我也不让。我要亲手把一碗碗饺子递到56个学生的手中。过程中，我想起班里有个女生，叫牧艳，回族人，不吃猪肉的，就吩咐妻打两个鸡蛋搅了，再拌韭菜做馅。妻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心细了”？其实，一个曾误用无色鞋油刷牙的人，哪里就突然“变得心细了”？只是我觉得：我欠学生的。长期以来，正是我的学生们扫淡了我心中的寂寞。当我走向教室，而窗口探出几个张望的脑袋时；当我外出归来，学生们站在楼道栏杆边又笑又叫，争先恐后地与我打招呼时；当山区学生送我一束新采来的故乡的杜鹃花时；当教室里有学生悄悄录下我们的上课实况时；尤其是，当学生们口里间或吐出优美的语言和思想时……我的心就像春风拂过的湖面，激动而澄明。
“你带过的学生再也不好带了!”常有同事如此喟叹。
……
光阴荏苒———两年过去了。
南国的阳光，早把我的皮肤晒黑，有如冬天的夜晚。生意场上的风风雨雨，洗尽我身上的书卷气，使我眼看就要成为“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天傍晚，我的翻斗车正奔驰在从那大到马井的途中，突然停了。我和司机下车一查，传动轴没了。这可真怪，好比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没了脚。我朝后看去，路上空空的，倒是不远的路边，有几个16岁左右的小青年在朝我们望。我走过去，问他们看见我的传动轴没有。不吱声。这就有门。我恳求说：“请帮帮忙吧!你们看，我的车不好在这里过夜吧？”又静了一会儿，一个青年说：“给我们每人买包烟!”这是勒索，但我说“好”。旁边就有小卖部。又说5块一包的不成，要10块一包的。我再说“好”，换了10块一包的，共6包。之后一青年指了指路沟。我拨开杂草一看，传动轴果然被藏在路沟里……当天夜里，我失眠了，眼前老是幻现着那12只眼睛：冷漠、狡黠、自私、猥琐。如花的年龄!这样的眼睛!那么，他们是在校学生么？从这里的经济条件看，应该是。马克·吐温说：“多建一所学校，等于少建一所监狱。”未必———如果学校不关注灵魂的话。我于是又忆起两年前的日子，并且想：倘使我的学生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也一样“冷漠、狡黠、自私、猥琐”呢？不吧。汪曾祺说得好：“一个看得懂齐白石的画和听得懂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是不大可能搞打砸抢的。”我的学生还不懂齐白石，也还不懂柴可夫斯基———但是钟情于文学。这应该差不多。
徘徊于海岸，看滚滚波涛奔向天边，我心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初始很小，继而越来越大：语文老师的人文素质，决定着全民族的人文素质!一代一代的人从语文老师的手下经过，造就了语文老师特殊的文化枢纽地位。其地位之重要，决非诗人、作家、艺术家和一般社会学家所能相提并论的!
噫吁噱!我何错之有？
人的命运就是这么蹊跷：一件偶发的小事，往往能擦出思想的火花，猛地照亮你整个精神世界，使你明白：自己正走着怎样的路，以及应该走怎样的路。3年合同期未满，我就廉价处理了翻斗车，就地埋藏了发财梦，提前返回了学校。妻这样致欢迎词：“人好好的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又说：“你要是不回来，生意场上多了个平庸的商人，教育界少了个优秀的教师。”说得真好。与此同时，学校也很爽快地接纳了我，并且没有坚持要我改行。原因是———据教语文的，获过国家、省、市等各级荣誉证书和奖章的校长说———他通过补充调查，发现我的学生考分其实并不赖。
文章就要收尾了，请诸君忍耐片刻，容我就此问题再啰嗦几句。我发现，甭管你是搞重灵魂的素质教育，还是搞不重灵魂的应试教育(就倾向性而言)，学生的考分横竖差不多，正如用棉花做的冬衣和用芦花做的冬衣看上去几无差别一样。其结果是，前者认为“吃力不讨好”，后者认为“不平庸不行”。这很奇怪!事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何去何从，还望秃顶教授们去细细思量……
至于我，怕是要做一辈子“另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