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2期
无书可读
作者：何树青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像席慕容这样，把青春或别的什么事物比喻为书的修辞手法，正在从中国人的习惯中消失。今天的中国图书出版界，才真正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书的种类与数量越来越多，出书的门槛与标准越来越低，图书作为一种代表文字、照片、思想和文明最终成果的出版形态，正在日渐丧失读者的尊重与耐心。那些掌握着出版权、书号、图书策划、发行和销售渠道的书业中人，没有带来与他们的暴利相称的好书，我们看到“功利”的发动机驱使着他们，在好书与浅薄的畅销书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由此导致的现状是，我们身在书海，又乏好书可读。
泡沫化的畅销书，黑幕化的潜规则
如果没有占中国图书总销量71％的教材和教辅类图书支撑大局，单靠畅销书在市面上张牙舞爪，中国图书业必将一败涂地。
今天的图书像新闻一样是“易碎品”。在经过过滤的畅销书单上，尚且有对半与情感隐私或致富成名有关的口水型书和工具书，遑论那些海量的垃圾新书。所谓的畅销书对当代精神文化需求快餐化现象的迎合，事实上加剧了社会情绪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
出书热、出书易，你可以花5000元买下书号，然后印上两三千册；你可以到外面旅游一圈然后回来写书，把旅游花费赚回来；也可以先在报刊上大肆炒作，把隐私放大，把噱头做足，再把书包装得像礼品—样足够精美，然后到处签名售书。
流行于图书界的行规黑幕重重。比如：按国家规定不能买卖书号，但市面上的垃圾书总有正规书号；图书定价的下限是制作成本乘以四；偷偷印刷比版权页上标注的印数大几倍的发行量以鲸吞作者版税；图书的发行权有不同的折扣与回扣；对报刊读书版编辑和书评家的图书供应与红包列入图书发行成本之中……图书业的无序状况由来已久，并将在国家逐渐放开图书出版市场经营之后遭受更大重创。
既猎奇猎艳，又逐臭扬恶
如果只凭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图书书名下判断，打死我也不相信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的书名逻辑，把中国人都贬低成了色情狂。2003年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有人看到美国图书的书名“感觉很好，要么一针见血，要么一目了然，或是耐人寻味，文化性商业化相宜”，而中国图书的书名是“想到的想不到的千奇百怪骂爹骂娘热闹非常”。
书名与题材有关。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至爱题材是什么？非正常男女关系，杯水主义的性爱故事，暴富传奇，犯罪内幕，速成法，登龙术，舶来的时尚概念。他们的确想象力丰富，可惜在中国每年上市的万种书籍中，属于幻想、科幻一类的作品却寥若晨星。你相信杂文集取名《忍不住想摸》、关于癌症的话题取名《拯救乳房》是仅仅出于行文的需要吗？有人担忧《有了快感你就喊》《不想上床》《我这里一丝不挂》《赤裸的爱》等以“性”为卖点的“快感读物”泛滥，将令中国图书出版业显得很不体面。它们不需要你思考，只需要你“性”趣盎然和有足够的窥私癖，然后买单。
包装与营销的需要，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图书业对此给出的两种托辞。他们的产品内容也许不太坏，但他们的卖点是以自身的低级趣味，污染了大众的阅读视野，把中国图书业拉低到了火车站小贩兜售的廉价性爱读物的水准。说得宽容一点，他们只是打着艳俗的旗号来卖高雅的产品；说得严重一点，他们在诲淫诲盗。
消极地防盗版，积极地侵权
盗版对图书如影随形，图书发行3天到1周会出现盗版，这在中国已不是秘密。秘密在于有的出版社竟然自己盗自己的版出去印，只因为有的部门想多赚一点银子。
敲定一本新书的发行量是图书出版发行行家干的事，在中国，乐观的情形是一本书能卖到市场需求和消化量的80％，另外的20％因为发行渠道渗透力不够而缺席，从而变成了盗版的生存空间。对图书出版前的十几个流程掌控不严，对图书出版后的市场需求与发货脱节，是盗版生成的另外两个重要缝隙。在莲花池公园举行的北京首届夏季书市上，前去采访的记者发现盗版书、盗版光盘比比皆是，《哈里·波特与凤凰社》原价49．8元现卖12元；一套上千元的《金庸全集》只卖150元，书箱上居然还印着“打击盗版”的字样。
别人在侵出版社的权，出版社也在侵作者的权。前不久网络作者联名起诉出版社擅自结集，与前些年知名作家联合起诉出版社的性质如出一辙。不知是该原谅出版社“误”认为网络无版权，还是该夸奖图书编辑的动作敏捷。
低级的克隆，不止的跟风
克隆与跟风已成中国图书业的常规动作和最大特色，每一本畅销书都是一辆公共汽车，大家一起搭。形式上的跟风无可厚非，内容品质的急就章才把图书做成了死胡同。有《老照片》就有《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有《绝对隐私》就有《单身隐私》《情人隐私》；有《天亮以后说分手》就有《天不亮就分手》；有《谁动了我的奶酪》就有《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跟风潮出现在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星传记热、中学生出书热、旅游图书热、词典大全热、励志图书热、管理图书热中，文学经典亦是如此，书市上有5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60多种《水浒传》《三国演义》。
近年新兴的一种跟风是令图书业成了电视剧的FANS。电视剧本已是打发时间型的大众消遣，出版社再跟着电视亦步亦趋出书，说得好听是提供了延伸产品，其实也可算图书业技穷的表现。
写书是码字，出书是收钱
如果没有遇上那个好编辑，成为了美国小说里程碑式作品的《向家乡望吧，安琪儿》将是一部垃圾。对一个面向图书而写作的作者而言，一个好图书编辑与一个好的图书代理人至关重要。但在中国，出版往往是作者一个人与整个图书出版界的战争，他不知道行规，不知道定位，不知道评估自己的写作于整个市场而言有何意义与价值。
站在出版社的立场，他们需要的只是召之即来的写手，让他按照所需题材与字数的要求来码字，然后给稿费和最下限的版税。站在作者的立场，他也许并不真的指望靠出一本书出名，也许只想赚三五万稿费而已，所以他们也不忌讳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习作结集出版，而不是为图书为自己的读者专门写作。出版界还有一种“枪手”存在，他们替人捉笔写明星传记，更名埋姓写通俗小说，只要能印就有钱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期待一本好书可读必须靠撞大运。
没有原则的书评，不读书的书评人
要想成为图书界的书评人，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有名气，擅用褒义词。
中国不缺书评人，缺的是不依附与屈从于出版商的独立书评人。也许书评家自身对书有高标准和高品位，但市面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好书可评，而出版商给他提供的书样又不尽如人意。出版商把书评的环节前置了，往往在书的第一道清样出来之后，离书正式面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书评家的评语就预先出笼了。更夸张的情形是，有时只需要给书评家书名和目录就行了。作为回报，书评家能得到免费的图书供应和远高于图书作者稿费标准n倍的稿费。
报刊的读书版也每每成为共犯，为了让定期出版的栏目得以维系，他们不吝赞词。所有的幕后书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书畅销。被书评蒙骗的读者买下被故意吹捧的书，就如同一个被广告蒙骗的顾客买下一件劣质商品。
懒惰的拿来主义，稀少的原创精品
当中国出版商迅速端出希拉里自传的中译本《亲历历史》时，坊间流传的另一个译本《活出历史》比之来得更为准确传神。中国图书界在对引进版图书趋之若鹜的同时，也存在一种懒惰的拿来主义：对译文的准确性把关不严，对原作影响力把握不清，对其卖点侧重其在国外多么畅销的雷同噱头，以引进版为金字招牌而消化不良。引进版图书业已成为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全国零售市场上15％的销售码洋来自于它们，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图书占70％以上，545家中国出版社都有参与，其中引进版行销品种在100种以上的出版社到2002年有116家；在整个图书市场12个细分类中，心理自助类的引进版所占的销售码洋在2002年几乎占一半；但引进版图书毕竟不等于畅销书，而在《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后对16．80元价位的追随与效仿则暴露了图书界市场细化策略的严重滞后。
此外，原创精品之少成为图书界的尴尬。比如在2003年，“大起”的书惟《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心相约》等两三本名人传记而已，想看到更多类别更好的中国原创作品，基本是徒劳。
因为没有好书，我们虽然仍在坚持阅读，但我们都是“穷爸爸”。
（摘自2003年11月1日《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