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2期

德国的公民教育

作者:彭小明




  在原西德的旧都波恩市,莱茵河边的“柏林自由”大街的小街角,有一家不太大的书店。人们进进出出,取下书架上的书报、杂志、地图、小册子,翻翻看看,觉得喜欢,就可以揣进自己的提包;如果书架上没有的,就翻阅书店提供的书目,顺手取来订单,填写以后,交给服务台的小姐,就可以回家等待通知,然后再来取书。这里不收现金,也不用刷卡,更没有赊账。
  天下真有这样不收钱的书店?是的。这里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门市部,所有的书籍全部免费供应。这里的书刊全是新的,而且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编辑、作者的阵容也是国家一级的专家学者。一本《德意志简史》编写得十分精当,要言不繁,将德国历史提纲挈领地一一介绍。厚今薄古,远略近详,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德国公民或外国留学生来说,是一本非常深入浅出的历史参考手册;468页,道林纸,每个章节几乎都配有适当的历史照片,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照片全部都是彩色的,地图、图表和历史宣传画也是彩色的。
  德国曾经有过自身发展的民主时期,可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系,被希特勒利用,攫取最高权利以后,蜕变成了法西斯专政。第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民主,应该说是美英法占领军监督下的民主。建立联邦德国新政权的政治家,要么是被希特勒监禁过的阿登纳,要么是到挪威申请政治庇护、一度入籍北欧的勃兰特,他们深深地感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不仅需要有白纸黑字的宪法及其相应的法制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民主自由的公民训练。只有让人民从心底里抛弃法西斯专制思想和种族主义偏见,即非希特勒化,才能保住国家永远不偏离民主的方向。
  正是以这样的想法为基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于1952年建立,原名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1963年改称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内政部下属的公民教育促进单位,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座、利用报刊和广播来推动公民教育工作。出版的刊物有《议会通报》和《政治教育信息》,出版的宗旨是让人民知道比时事新闻更加系统的国内外信息。
  《议会通报》不仅介绍议会的近期动向,而且也常有一些其它的经济文化信息。比如1991年我就在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苏联文学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演变情况的文章,说苏联作家及其作品曾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传声筒,可是民主确立、经济崩溃之后,文学失去了尊崇的地位,作家被抛到社会的边缘。《政治教育信息》是不定期杂志。描写国内外特定的专题,例如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的基本状况和简要历史,其中包括中国。这类杂志每隔三五年重新修订一次,增删损益,补入新近的发展信息。有关中国的《政治教育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篇》,10年内已经改编了两次,参加编写的撰稿人多半是汉堡亚洲学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本“中国篇”虽然篇幅不大,可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江青和“四人帮”、江泽民等人物,从焚书坑儒到义和团,土地改革,到1989年“六·四”风波等事件,都有笔墨提到。这本杂志还只是一个简缩本,另一本《中国国情》是关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全面分析,厚达698页,从孔孟之道到台独主张,从大陆的文盲人数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率图表,还有中国历代皇朝年表和现代大事年表,一一娓娓道来,详实列举,最后附有八张彩色的中国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历史地图。对于中国已有这么多的材料,对于美国、苏联、东德、其他欧洲邻邦,材料更加详细。另外还有许多专题,例如环境保护、妇女解放、对外关系、国际难民等等都有小册子,供人索取阅读。这些报刊分别叫作《政治画报》和《慢镜头》。在《政治画报》的“编后栏”附有三条颇堪玩味的编辑准则:并不丑化什么,务求列举问题;并不美化什么,却也列举正面实例;不搞先入为主,但求引起反思。能够总结出这样的编辑准则的编辑和作者,已经相当懂得民主自由环境下的政治教育的个中三味。在门市部的橱窗里陈列过一幅大字标语:“我需要的正是多种信息,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表达了青少年读者对政治教育读物的正面回应。
  对于联邦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来说,重点当然是反纳粹教育和反排外倾向教育。这里出版了许多关于纳粹历史的教材,因为叙述详尽,所以多分为上下两册,里面纳粹暴行的照片和描述都非常真实,没有规避,坦然承认反人性的罪行。教育中心主动殷勤地为各级学校提供免费的服务和寄赠书刊,反对歧视外国人的教育,从儿童时代抓起。德国战败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官方人士否认历史罪行的事件,跟日本朝野的表现大相径庭,恐怕跟德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东德的政治教育不合理,所以统一后东德的种族主义暴力案件远比西部地区严重得多。
  联邦德国公民教育的经验,对中国是很好的榜样。1952年时,德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起飞,在困境中德国的民主政治家和知识界就已经前瞻性地看到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政府不惜工本地聘请专家学者编写教材,拨出经费,免费提供书刊。中国未来的公民政治教育课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人民了解国外的情况,不带偏见,避免情绪化。中国知识界在公民教育方面应该开始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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