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8期
忆庐山的几位老师
作者：李国强
孔国颐，是庐山小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解放前就教书，在庐山颇有名气，教过我两位叔叔。她终身未嫁，人称“孔二小姐”，对学生很严格，平时不苟言笑，穿戴整齐、干净，头发总是梳得整齐光亮。她语文、算术都教得好，上课口齿清楚，条分缕晰，一手板书和教案写得尤其漂亮。一次考试讲评，她说，凡卷面书写潦草的，我都扣了分，从小要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课后，她还单独找到我说，你考得不错，但书写差，要注意。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终生受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差到庐山，特地去看望她，这时她已双目失明，听到我叫一声“孔老师”，她就知道我是谁，思维之敏锐，一如当年。
庐山开放较早，五十年代山北公路通车后，上山客人多，所以小学特别重视文明礼貌教育。一年级班主任姓李，她几乎每周都要强调纪律，讲礼貌，说不能围观领导和外宾等。当时，庐山人称小轿车为“乌龟壳”，李老师很严肃地说：不能叫小轿车为“乌龟壳”，小轿车里坐的是领导和专家，不都成了“乌龟肉”了吗？我们一听，感到问题确实严重，从此不再叫“乌龟壳”了。
小学五年级时，反右派斗争也波及到庐山小学。一天周日，校长召集部分老师和学生干部开会，研究斗争右派的事。校长说，明天要开批判某老师的会，为了开出气氛，斗出效果，不能冷场，我一宣布会议开始，你们就叫着要发言，真有言发的，边叫边举手；没有言发的，只叫不举手。第二天，会议如约召开，气氛果然紧张，我自然没有言发，跟着叫了几声。那位被批判的老师站着，没有让他说话。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
小学毕业后，我被免试保送进入庐山中学。当时，我兴趣广泛，不满足于书本和课堂上的学习，学校图书室藏书少，就跑庐山图书馆，跑新华书店，还向老师借书看。文科方面的书读得更多些，什么唐诗、宋词，贺敬之、郭小川的新诗，什么中外古典名著、现代小说拿到就看。学校的广播站、墙报、作文比赛、学生会举办的《春芽》等刊物，我都投稿。这与老师的引导和鼓励分不开，每次作文评讲，我的作文十之八九会作为正面文章。当然也有例外。汪国权老师布置我们写短篇小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写小说吧。我写的是小学生做好事，故事情节很简单，又把这个主人公以“红领巾”称之，结果汪老师讲评时，当作一篇不成功的典型，使我汗颜。汪老师是当时庐山中学惟一在全国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老师，所以很受学生尊敬，他的批评也就格外有分量。从此，我自知没有文艺细胞，再也不写小说等形象思维的东西了。
那时，老师教学特别认真，篇篇作文都要逐句逐字地改，圈圈点点，还要详写评语，再打分。渐渐地，我已经不满足于双周一次写作文了，自己每周一篇，都送老师批改。老师也有耐心，有时我没写，老师还会主动来催问。有一次，周时练老师在去南昌观摩教学途中，在火车上批改我的业余作文，使我感动不已。初三时，语文老师说，你的记述文、诗已经有一定基础了，今后要注意多写论述文，我又听进去了。骆老师引用过郭沫若两句诗“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舒张”，我很欣赏。那时出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书店买不到，我就借来抄，经常读。这个时期，还听老师的话，注意读报纸上的政论文，并开始剪报。
庐山中学办学历史不长，我是第四届高中毕业生，第一届十几个学生毕业，高考剃了光头。这年省教育厅在庐山举办全省中学校长集训班，方志纯副省长批评说，一个避暑胜地庐山，一个革命胜地瑞金，都剃了光头，搞得一时很紧张。有条件的学生纷纷转学，有的到九江、黄梅，有的到南昌、武汉，我属于土著山民之后，无处可转，只有坚守山头，奋发图强。那时老师也很上劲，第二届考取两名，第三届考取九名，我们这一届考取十五六个，过毕业生之半。我报考时，数学老师说，我考理工科没问题，语文老师则说，我若报考文史类，有可能考取重点大学。结果，我报了文史类，取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庐山中学第一个进入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的学生。后来，学校常以我为例，说明家长要配合学校，老师要指导学生。
我在中学当了六年的班长，班主任对我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帮助很大。初中三年班主任是严淑铖老师，他历史课上得好，史书和思想修养的书读得多。高中班主任是刘国忠老师，他高中就入了党，这在庐山中学当时为数不多的党员教师中，格外引起学生的注意，我见贤思齐，把刘老师引为自己争取进步的榜样。
寸草春晖，师恩难忘。学校教育对人的影响很大，像我这样家长识字不多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容易受老师的影响，我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老师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庐山小学、庐山中学尽管不是名校，也缺少名师，然而，庐山人淳朴，那时候学校校风好、教风好，整个社会风气也好，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小学教育的受益者、见证者，至今回首往事，还是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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