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8期
亦师亦友
作者：李镇西
带着同样的期盼，我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坦率地说，朱老师的课并不以语言魅力见长，但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其说来自他的学问，不如说来自他身上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亲切。这样说吧，上其他老师的课，我会感到学问的高贵与深不可测；上朱老师的课，我却会感到学问就在我的生活中触手可及。面对其他教授，我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而在朱老师的课堂上，我每每会忘记他是老师，因为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与我们四个博士生一起平等地探讨。朱老师上课，完全没有我原来想像中的“口若悬河”“气贯长虹”“高屋建瓴”“披荆斩棘”的气势，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们聊天或者与我们聊天。一上课，他总是这样开头：“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于是他便抛出个话题，“师生关系”、“教师公平”、“教育民主”等等，然后叫我们各自聊聊自己的想法。“你说呢？”“你的看法如何？”“嗯，很好！还有没有补充？”……这是他授课的常用语。等到他发言时，往往这样开头：“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话并不多，但往往画龙点睛，于朴素晓畅中流淌出深刻，但绝不阻挡我们思维的飞翔，更无居高临下的“学术威严”。
三年来，朱老师对博士生的态度基调是宽容，哪怕他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也不轻易批评，而是以商量的口吻予以引导。
记得有一次上课，朱老师谈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我表示不同意，当即和朱老师争论起来：“我以前一直以为杜威是儿童中心主义，但最近看了杜威的著作，我感到他虽然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提倡充分尊重儿童的兴趣，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社会本位，而不是儿童本位。他的整个教育目的都是服从于社会的。”
所谓“争论”，其实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感觉，因为朱老师并没有和我争论，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而是依然微笑着说：“嗯，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不过，我建议你多读一些他的著作，然后再做结论，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呢？”
后来，我更广泛地读了一些杜威的书，于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以杜威提倡“儿童中心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个人本位”，也有人以杜威主张“实用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社会本位”。事实上，在杜威那里，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由此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或者说个人的生长与社会的改造的统一，正是杜威所思考并追求的教育目的。
朱老师可能已经忘记了那次“争论”，但我忘不了——正是他看似淡淡的几句话，把我的思考引向了深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曾经有一个网友和我说，朱老师在网上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博大的胸襟。无论有人冲着朱老师贴出怎样“大不敬”的帖子，朱老师从来都是呵呵一笑而已，从不往心里去。其实，和朱老师零距离接触，我早就感受到他博大的胸襟了。作为博导，他这种胸襟体现为虚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包括向学生学习。
我敬重朱老师，但决不盲从。他多次说我把他拉进了网站，呵呵，这是我“不听他的话”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他听我的话”的一个有趣故事。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时，还专门说到这事儿——
李镇西特别喜欢网络。经常在课堂上说起“网事”。我曾当面“批评”他，不要像中学生那样沉湎网络！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和晓骏、卫星等竟然密谋把我拉下水，拖进了网。他们说，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网站，朱老师当然应该有！就这样，去年六月，我们的网站开张了。
还有一件事，那便是对翔宇集团的看法。我多次去翔宇集团，觉得翔宇集团买下宝应中学是一次成功的办学体制改革。但当时朱老师还不太了解翔宇，刚听我说翔宇把宝应最好的中学买下了，他马上说：“我认为这不对！你要买就应该买最差的学校！”当时我没有和他多争论，只是说：“有时间你最好亲自去看看。”于是，朱老师便去了。考察的结果，是朱老师改变了对翔宇的看法，对卢志文的改革赞口不绝，甚至以后在许多场合，他都为民办教育的生存呐喊。
朱老师就是这样，哪怕是学生的意见，只要他认为对，就虚心采纳；从不因所谓“老师的尊严”“博导的面子”而固执己见，真正是虚怀若谷！他这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教我们如何在做学问中做人，或者说如何在做人中做学问。
因为没有读过硕士，基础不算好，又长期在一线工作，纯理论的思考不多，我因此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特别是英语基础差，每每自卑。
朱老师总是对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拿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毅力和时间刻苦攻读。常常在深夜12点以后，我还在啃理论书，零晨4点一过就起来背英语单词！有一天，朱老师告诉我：“我问了其他博导，他们都说你是最勤奋的学生！”这点我问心无愧。我总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是有人怀疑朱老师招我做博士生的动机，也怀疑我李镇西这个博士的分量吗？我就是要为朱老师争气，也为我自己争气！
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了，朱老师问我选什么题目，我不假思索地说：“民主教育！”朱老师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好，你就写这个吧！你有长期一线教育的经历，一定能够写好的。”
可是，我也说了我的顾虑：“我怕写不好。”
“为什么？”
“那种所谓学究气的文章我不会写。”
朱老师朗声说道：“没问题！你大胆地进行写作创新！只要言之有物，有思想，用散文笔法写论文，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希望你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博士论文来！”
正是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大胆地按我的写作风格写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在成都家里常常就一些问题打电话向他请教，他总是给我以具体的指导，有时也给我寄来一些相关资料。我感到他的指导不是把我的思维纳入他的思想，而是充分发现我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然后将其升华扩展，同时又尽可能给我更多的资料选择，拓宽我的视野与思路。
今年四月我赴苏州参加预答辩，之前准备将论文草稿印一份给朱老师，但当时他正要去北京开会，我怕影响他，有些犹豫。他说：“没问题！我在飞机上可以看，开会也可以看的！呵呵！”
他是预答辩的前一天才从北京回来的，回来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要当面给我谈论文，但因为他的公务相当繁忙，便约定晚上吃饭时边吃边谈。
那天晚上是苏州工读学校的校长请吃饭。约定的时间到了，朱老师却仍被公务缠绕，来电话叫我们先吃着，不要等他。但我们哪能不等呢？好不容易等到他来了，诸位正要举杯，朱老师却扬扬手中那本论文说：“你们吃着吧，我先和镇西谈谈论文！”
就这样，就在丰盛的饭桌旁，朱老师与我谈起了博士论文，一页一页地给我指点：“这里，对传统教育是不是否定得多了一些？”“我认为，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其他都是派生的。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你这一节写的是中国民主的进程，但我认为应该写中国民主思想的进程。你说呢……”
仍然是平等协商的口吻，但朱老师的指导非常细致。我看着我的论文，几乎每一页都留有他批改的痕迹，密密麻麻的，连错别字都一一改正了。我很感动——短短两天，在飞机上，在会场上，朱老师读我的论文竟是如此之细致！
当天晚上回到寝室，我再次拿出论文翻看，仔细研究朱老师的批改，感到朱老师对我既宽容得近乎客气，又严格得一丝不苟。说他“宽容得近乎客气”，是因为他的每一条修改意见都充满了对我的尊重，都是以商量的口吻给我批出，比如：“出处也是尊重作者和出版者的形式，也是‘民主’吧？一笑。”看着这“一笑”二字，我眼前便马上浮现出朱老师那真诚的笑容。说他“严格得一丝不苟”，是因为他对我许多地方的修改，严密准确得到了近乎“苟求”的程度——不仅仅是把诸如“人格的感染”改成“人格的引领”、“民主教育思辨”改成“民主教育的思想源流”之类，甚至连错别字、掉字等打印错误都一一帮我改正了，朱老师心细得连一个英文字母的错误都没有放过！
预答辩后，眼看着论文答辩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有些莫名地紧张起来。
毕竟是博士论文答辩，我三年的心血是否能被承认，全在此一举！我在网上给朱老师发去短消息：“我很紧张，怎么办？”
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很短：“No problem!”但就这一句，让我心里踏实了！
2003年6月1日下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家里。手握话筒，我镇定地陈述着论文的内容，并从容回答着导师们的提问。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听到朱老师的声音，但我能够感觉到他那充满鼓励的目光。
答辩结束后30分钟，电话又来了，是任平教授热情的声音：“李镇西，告诉你，经过刚才各位委员投票，你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祝贺你！”
我不住地说：“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正当我觉得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朱老师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一一给我转达各位评委对论文的看法：“对你的夸奖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他们提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也只供你参考！虽然答辩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论文能够继续修改得更完美一些！”
对着话筒，我用笔一一记下朱老师转达的意见，然后情不自禁再次拿起那本被朱老师修改过的论文草稿，久久凝视着——
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我一定要永远珍藏！
责编：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