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8期
“学费”与丧失
作者：潘 燕
一项来自财政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到2003年5月6日为止，我国用于“非典”的各项资金总和已超过50亿元。
这还仅仅是用于防治“非典”的直接投入。
其对我国全年GDP的影响，至今仍是个心悬半空的未知数。
国内外各机构的预测无疑是个参照系。疫情发生后，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把对中国内地的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高盛公司认为影响约在0.1到0.5个百分点之间；亚洲开发银行把影响锁定在0.2个百分点；而《远东经济评论》在相关报道中，则干脆给出了22亿美元的具体损失数字。
比较而言，国内一些机构和学者的预测偏向两极。悲观的认为将减少1~2个百分点，乐观的则认为这不过是泼向熊熊烈火的小盆水。
视角不同，结论有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人类未知的烈性传染疾病面前，我国这样一个尚未建立起成熟应对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付出一些代价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这是我们在为十多年失序的公共卫生政策买单”——此论不仅一语中的，而且事实上“非典”造成的影响，早已超越公共卫生领域，而演变成为经济、社会、心理乃至政治交集在一起的综合问题，已远非单纯检讨一个公共卫生政策所能涵盖。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赵晓对此感触颇深：长期以来，我们各级政府日益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化为“以GDP为中心”，不注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略民生，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各种事故隐患，而且要付出被成倍放大的代价。
所以，在赵晓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应是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以往短缺经济时代，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民生，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生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单兵突进，而是全面的生存发展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政府能够做到统筹兼顾，不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让人欣慰的是，此次对“非典”事件的处理，越来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关注民生疾苦的党和政府。GDP重要，民生同样重要。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局面很快就会改观。”
但在此次抗击“非典”过程中，“必交的学费”之外，我们也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必要的丧失”，比如由心理恐慌导致的生产停滞；借抗“非典”名义而出现的“一刀切”的衙门作风等，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中需要着力克服的。
大疫面前，情况不明，人们产生恐慌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知情权得到充分尊重，对疫情的传播有了初步了解后，仍然出现恐慌性抢购和心理疾患，就多少透露出大众对于科学、常识的缺乏和对于“公开透明”的心理不适。而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启动经济、重树消费信心的大敌。
恐慌之所以是启运经济的大敌，在于其一旦被成倍复制并付诸行动，真正的恐慌将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类似于谣言造成的银行“挤兑”。
对付心理恐慌最好的办法无过于两点：一是加大对民众的科学宣传力度，二是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供给。做好了这两件事，百姓的紧张心理将大大缓解，生产、消费和投资信心也很快会被重新唤起。
另一种无谓的损失则源自多年来的体制沉疴、衙门作风。因为“非典”，北京市暂停了所有新车上牌工作，且一停仨月；因为“非典”，一些地方对外地来客一律“隔离”；同样因为“非典”，个别地方甚至挖断国道以阻止“重灾区”来的车辆……
担心人多传染病毒，可以开运脑筋创造全新的工作方式，可以把工作安排得更细致更有层次，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而多年来一刀切的简单思维、衙门作风则不，只要有借口，就可以懒散，然后将很多本不应该发生的损失，一古脑儿推给SARS病毒。
我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发展上最大的好处是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强。尽管此次我国旅游业受损的绝对数值比较高，但在整个GDP构成中，其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我国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有55%的比重，三产影响，二产一产的推动作用仍然不小。同理，地域广大也使疫情只能集中在个别区域，经济发展失之东隅，可以再得之桑榆。
这就要求政府切实做好地区间的分类指导，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华北、华南疫情严重，华东、东北、华中、西北、西南在经济发展上仍要有所作为，对外宣传也要注意区别对待，而不是笼统地讲中国疫情。否则，大国优势就成了劣势，“东隅桑榆”之利就要变成“城门池鱼”之害了。
（荐自《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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