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把一个天才教成淑女
作者:少木森
一位朋友的女孩子自小很爱画画,对事物观察很细致,很执着,常常一个人自己玩,或在墙角观察蚂蚁,或独自去追蜻蜓、扑蝴蝶……据说,她曾经在金鱼缸前静静观察金鱼是怎么睡觉的,一呆竟是两个多小时,然后画了几幅《金鱼睡觉图》。
我没有看到这位小才女的《金鱼睡觉图》,不好妄评,但我觉得那孩子从小拥有的那种执着的秉性,本身就是难得的,就可能孕育着某种不凡。后来看了她的不少画作,她确有天赋。她多数画美女,古今中外的美女都画,特别酷爱画古代仕女。她的“美女画”还不可能有“性”的宣扬,“柳眉杏眼,仪态休闲”中透着一股子儿童的稚趣。有些画还可说有点儿独特,《月有嫦娥月更亮》在融融的月色中,有嫦娥舒着广袖奔来,让你的心怦然动一下,让你的眼睛跳动一下。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和美好事物拥抱”的感觉,是其小小心灵中殷殷的神秘向往。对于艺术来说,感觉,就是一种才能。难怪乎,她多次在不同等级的征稿大赛中都获了奖,已经小有名气。
不过,评这位小才女不是本文的意旨。本文要说的是她的父母亲在知道她那一种“观察事物近于怪癖”后,很担心孩子“会不会自闭”,毅然改变家庭育方法,不再让她“孤独地、执着地”观察事物,“大人多和她玩”、“多引导她”,总算让她“不那样呆呆地看一个东西”了。她父母讲起这一套“家教”时是欣慰而自豪的。的确,他们的孩子现如今很开朗很懂事,甚至可以看出她已经受了“仕女”的影响,初步有了一种矜持和娴静的气质,很讨人喜欢。
她父亲在聊天中多次很诚恳地说过:实在没有想到要孩子今后成为什么画家,只想让她有更全面的素质,人生更有情趣和品位而已。
这话听起来实在。现在有多少孩子在父母亲的“设计”下学音乐、学画画,昂贵钢琴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名家辅导也几成为大众消费,多少父母可不是都在为孩子做着成名成家的梦吗?甚至,就为这梦,用皮鞭督着孩子弹琴画画,剥夺了孩子的许多童年生活,扭曲了孩子的天性。与那些家长相比较,这一位父亲要明智得多,实在得多。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位父亲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宁愿把女儿培养成淑女,而不想培养成一个天才。他说:“天才,那多半性格孤僻,不会取悦于人,也就难容于社会了。”配合这说法的,当然有许多事例和一套理论。他说,天才多衰气,孔夫子在世时坐着破牛车,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屈原愤投汩罗江;曹雪芹穷困潦倒。女才人更惨,蔡文姬、薛涛、李清照,还有后世的潘玉莲、张玉良等,身后名气不小,生前多么坎坷啊!唉,现在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啊,天才固然好,淑女更不错!还是让孩子生活得轻松一点吧。
这的确是一个社会问题,虽说现在的社会给天才崭露头角的机会多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不少贤才、甚至是天才被埋没、被扼杀的事实,马寅初、遇罗克不就是两个被摧残的天才吗?!前些日子还听画画的朋友讲起一位叫黄秋园的大画家,生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银行职员,从没有卖出过一幅画,参加过一些基层征稿也少有获奖的,可他谈起画来“每有大气”,就被说成“狂妄、不自知”,生活是不如意的。身后,由后辈给办了黄秋园个人画展,有当代画坛大师观看后说:在黄先生的生前没有发现他,是我们的失职,是画坛的悲哀。于是,才有了“大画家”黄秋园……
可以这么说,天才常常是把平生精力、全部的心智投入他所从事的事业,他所看到的、所感悟的,肯定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也不是一大群“学者”浮光掠影式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他也就往往是常人不能理解的,是“学者”们不能相容的。用通俗的说法,他们太超前了,超越了凡人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十年八年中自然是不被理解和容纳的,甚至要受人们的奚落或蹂躏。十年八年后,人们会发现这天才多年前预见的价值,要是这天才已经不在人世,就会成为奇迹,招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要是这天才还活着,并且还是天才,那么,他肯定又超越凡人十年八年或更长时间了,又为当此之时的人群所不容,他的那些“曾经的天才预见”也就可能因此蒙尘,不可能招来学者的研究,倒可能又招致新的奚落和蹂躏,最多说上这么一句:这个人啊,要不是性格这么古怪,倒还是一个人才啊……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国度有那么多的“追认”的原因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母有几个不指望自己孩子是天才呢?可他们的担心也无可厚非。谁指望自己的孩子成了天才,同时也秉性孤傲,独来独往,不会取悦于人,以至于被漠视、被厌弃,虽怀抱“和氏璧”而终被埋没,最后只落一个“追认”呢?无怪乎,我们的“少年天才班”是难于招到学生,也难于如预想一般培养出天才来,其中有些原因是隐秘的,也是深刻的!
偶然读到乔托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很自然地联想起李白来了。
乔托·迪·邦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画家。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探索精神和成就使世界的眼睛为之一亮。他和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样,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不事权贵。某年,教皇卜尼法八世欲装饰圣彼得教堂的圣器室,于是派使者到意大利各地把最优秀的艺术家全召集到罗马。一名使者来到了乔托的农舍,说:“教皇陛下想看看你的画,他要把所有优秀的艺术家传召到罗马去。把你的画给我一张,看看是不是也请你去。”乔托听后哈哈大笑,将画笔使劲地戳进一只红颜料罐里,然后随手在一张纸上一挥,画了一个红的大圆圈,把纸递给使者。“这就是我的画。请看吧。满意吗?”“这算什么玩意儿?我到这儿来是负有严肃使命的。”乔托耸耸肩,对使者说:“要就拿去,不要就留下。我只有这么一点本事。”意外的是,教皇竟说乔托所画的大红圈“好”而且“圆”,还称赞说“他一定有眼力,有功夫”。结果还真的把乔托召集到罗马去绘制描绘基督生平事迹的壁画。从此,他致力于描绘圣经故事的壁画,用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与乔托相比,李白要没趣得多。李白也曾恃才傲物,不事权贵,却也曾因才气和声名被召入京,封了个“翰林待诏”,也就是呆在翰林院里,听候皇帝下诏,或帮助起草文书,或回答皇帝老儿的咨询,或侍候皇帝老儿宴游,做些点缀太平的诗文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看来,似乎相当荣耀,实则是一个帮闲的角色。李白倒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厌倦了,大失所望了。因为那既不能实现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所谓“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图大志,也不可能写出真正有艺术价值的诗文。李白是清醒的,清醒才会有那么多的苦闷无计排遣,清醒才需要常常跑到街上去喝个酩酊大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在借酒装疯,拒不奉诏。李白那样一个才气清疏、大气磅薄的奇才,在一片平庸俗气中的那种没趣,那种心乱如麻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他终于告别朝廷,扬长而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应该说,李白诗艺的辉煌与二度入京有关,第一次入京的结论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胸中的狂澜化为峥嵘意象,一气而成就沉雄奇峭的名篇《蜀道难》。第二次入京的失意,使他用另一种迷离的笔调写下了另一篇辉煌的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
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教皇的召集就没有乔托的辉煌,甚至就没有乔托;没有两次入京,其实也就没有李白的辉煌,甚至也没有李白。但是,乔托毕竟是在从容和宽松中,在灵魂的净化中辉煌起来了,他是安适的。而李白是始终噙着泪水的,他醉酒,他吟诗,心头始终品尝着人世的巨大孤凄,他梦想从容、宽松和欢乐,但那只能到梦里、到仙境中去寻找了。难怪李白仙气十足,却又总让人感到他对生活其实有着疯狂的渴望。李白的不幸,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不幸。盛唐王朝的君王与罗马教皇相比,其对李白或乔托式的健朗人格的不能容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李白也画一个大大的“圆”给皇帝老儿,他会认为“圆”而且“好”吗?
我时常会琢磨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天才也会是乔托一般的辉煌而安适,而不是孔夫子式的、李白式的身后辉煌呢?到那个时候,我想就不会有这么一个“把天才教成淑女,或者把淑女教成天才”的探讨和遗憾了!
责编:唐河插图:董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