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认真做人的吕叔湘
作者：叶兆言
吕先生和俞平伯一样，都是比我祖父小，又为祖父敬重和钦佩的人物。俞先生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社会也不感兴趣。晚年的俞先生喜欢读林(林纾)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于是就找出来阅读，读了也就读了，纯粹为解闷。俞才华横溢，童心未泯，给人的感觉是认真两字不算十分突出。吕先生正好相反，在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只要举几本吕先生年轻时翻译的著作就足以说明问题，譬如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
俞先生身上多少还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先生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那种曾经家喻户晓的影响，但是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尤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被尊为一代宗师并不过分。桃李满天下，他的高深学问远不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评论的。想说的只是，吕先生的身上具有人文关怀色彩，他的为人足以作为楷模，祖父就经常教育我要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活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人。像我伯父叶至善，是出身“开明”的老编辑，写完文章喜欢请吕先生过目，请他提些意见。认真起来是没有底的，伯父常说，文章经过吕先生的法眼，心里可以踏实许多。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他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性。八十年代中期，吕先生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该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先生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的名字也给写错了，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像不出吕先生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免不了，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已经近乎幽默。记得当时的《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而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告诉吕先生，希望他能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但是最终还是没敢，因为以吕先生的认真态度，就事论事，这种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就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
吕先生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对人有帮助，译文本身也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谈起自己的写作，总说他最初的文笔就是受了吕先生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少年时代，吕先生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曾经风行一时。附带说一句，我也很喜欢萨洛扬的小说，像《漂亮的白马》和《石榴树》，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吕先生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七万册，由此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文言文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吕先生的强项是深入浅出。能够深，是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并且成为一代宗师；能够浅，是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吕先生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发聋振聩的人物。他的名言是“教学教学，教别人学”。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先生最重要的两部书，无疑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界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读者的得益更多。吕先生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中学教育上，非常巧妙地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中学生的文化普及教育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从吕先生关注的问题中获益，实在是太多太多。
九十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杂志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先生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很激动，受宠若惊，因为一向敬重这位父执，没想到他会关心起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一生中写了什么文字，也与伯父一样，常寄给他指正，而且称呼起来也容易，称“先生”就行，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还小十岁。轮到我，这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大大咧咧，觉得怎么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称呼什么都不太合适。叫“先生”不行，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叫“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而且有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父子两人讨论了半天，最后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于是就这么写了。写了以后，仍然觉得不是很好，仍然还在琢磨，继续讨论。当时电视上曾热播武侠连续剧，这“吕公公”听上去，多少有些怪怪的，仿佛是反面人物一样。
称呼吕公公，因为平时就这么叫。嘴上喊与写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记得当时送的是台湾版本，那时候台湾印的书，装帧与大陆相比，要好得多，用纸也讲究，心想书是够漂亮的，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要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因为敬，所以怕，既希望他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来。结果是没有任何反应，寄去也就寄去了。吕先生当时快九十岁，能承他惦记，已经非常感激。
（高良荐自2003年2月21日《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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