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认真做人的吕叔湘

作者: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苏南丹阳人,他属于那种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不知道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反正几次见到他和我祖父(叶圣陶)聊天,腔调都很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曾在苏州生活过,或许因为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误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先生和俞平伯一样,都是比我祖父小,又为祖父敬重和钦佩的人物。俞先生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社会也不感兴趣。晚年的俞先生喜欢读林(林纾)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于是就找出来阅读,读了也就读了,纯粹为解闷。俞才华横溢,童心未泯,给人的感觉是认真两字不算十分突出。吕先生正好相反,在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只要举几本吕先生年轻时翻译的著作就足以说明问题,譬如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
  俞先生身上多少还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先生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那种曾经家喻户晓的影响,但是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尤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被尊为一代宗师并不过分。桃李满天下,他的高深学问远不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评论的。想说的只是,吕先生的身上具有人文关怀色彩,他的为人足以作为楷模,祖父就经常教育我要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活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人。像我伯父叶至善,是出身“开明”的老编辑,写完文章喜欢请吕先生过目,请他提些意见。认真起来是没有底的,伯父常说,文章经过吕先生的法眼,心里可以踏实许多。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他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性。八十年代中期,吕先生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该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先生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的名字也给写错了,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像不出吕先生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免不了,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已经近乎幽默。记得当时的《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而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告诉吕先生,希望他能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但是最终还是没敢,因为以吕先生的认真态度,就事论事,这种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就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
  吕先生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对人有帮助,译文本身也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谈起自己的写作,总说他最初的文笔就是受了吕先生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少年时代,吕先生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曾经风行一时。附带说一句,我也很喜欢萨洛扬的小说,像《漂亮的白马》和《石榴树》,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吕先生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七万册,由此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文言文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吕先生的强项是深入浅出。能够深,是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并且成为一代宗师;能够浅,是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吕先生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发聋振聩的人物。他的名言是“教学教学,教别人学”。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先生最重要的两部书,无疑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界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读者的得益更多。吕先生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中学教育上,非常巧妙地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中学生的文化普及教育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从吕先生关注的问题中获益,实在是太多太多。
  九十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杂志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先生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很激动,受宠若惊,因为一向敬重这位父执,没想到他会关心起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一生中写了什么文字,也与伯父一样,常寄给他指正,而且称呼起来也容易,称“先生”就行,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还小十岁。轮到我,这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大大咧咧,觉得怎么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称呼什么都不太合适。叫“先生”不行,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叫“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而且有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父子两人讨论了半天,最后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于是就这么写了。写了以后,仍然觉得不是很好,仍然还在琢磨,继续讨论。当时电视上曾热播武侠连续剧,这“吕公公”听上去,多少有些怪怪的,仿佛是反面人物一样。
   称呼吕公公,因为平时就这么叫。嘴上喊与写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记得当时送的是台湾版本,那时候台湾印的书,装帧与大陆相比,要好得多,用纸也讲究,心想书是够漂亮的,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要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因为敬,所以怕,既希望他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来。结果是没有任何反应,寄去也就寄去了。吕先生当时快九十岁,能承他惦记,已经非常感激。
  (高良荐自2003年2月21日《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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