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6期
农村呼唤教育机会均等
作者：郑淮生 朱寅年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增加投入，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应自农村始。
农村教育的现状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沉重事实,今天我们再次关注它,是因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中国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别
从众多的统计数据看,农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中比重很小。
农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８０％。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数据一：
《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从北京多所高校２０００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学生２８％来自北京，３０％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２４％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１８％（确切数据是１７. 7%）来自农村。
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８２.3%：17.7%,近似值是８０：２０。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得出的信息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２：８的国家，实际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不到２０％,但２０％的城市人口,享受了其中８０％的高等教育机会。由此得出：城乡人口上大学的机会比例是１６：１。
数据二：
《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发布了上海财经大学对１００００余名在校大学生的抽查，想搞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教育补贴的受益者。最后的结论是：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城市人口;中国越富的阶层，受益越多。其中透露一个数据：同等基数里，城乡人口上大学的机会比率是１３：１。（注：大学生每年向大学所交纳的钱只相当于教育成本的１/５，其余的４/５来自国家补贴。）
数据三：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４日中国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报告显示：
城市、城镇、农村人口中的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者比例是２０：９：１，也就是说城镇人口(城市加上城镇)与乡村人口上大学的比率是２９：１。
数据四：
１９９９年，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招生，录取分数线这么划分：北京考生４２１分；湖北考生（包括农民考生）５３５分，相差１１４分。
２００１年,大学理科第一录取线,北京考生454分,山东５８０分，差别１２６分。
这就形成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愈是强者，切得的蛋糕愈多；而弱者，在极度匮乏的资源里，艰难煎熬。
中国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不仅仅是在高考阶段才开始的。《中国财经报》曾报道说，１９９８年７月，山西省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这么划分：城镇考生录取线为３７６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５３２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１５６分！
在农村，即使有上学的机会，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硬件设施多是不达标的、低层次的，然而就是这样简陋而无趣的学习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与此相对应，我们耳边传来了一条城市学校的消息：某大城市建一座小学费用达到了３个亿……
受伤害是因为他们来自农村？
在春运期间的火车上,中国的大学生（多数是城里人的孩子）享受着车票的半价优惠，还能在座位奇缺的时节占有一个座位，舒适地回家（比如上海铁路部门发誓要“确保每个大学生都有座位”）。在同样的一列火车上，一些大学生的同龄人，花着两倍于大学生的票价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这就是来自乡村的年轻“民工”们，他们绝大多数只能立足于火车的过道上、洗手池旁或车厢的接头处，在拥挤、疲惫与困倦中度过他们的返乡旅途。
大学生是国家福利的享受者，而农民工却是国家财政的奉献者。同样的公民，同样是年轻人，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大的差别？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资源分配体制的结果。在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在一个强调“有教无类”的国家，在一个实施“科教兴国”的国家，在一个再三以法律文本形式强调“公民教育权利一律平等”的国家，大多数农村适龄青年因为教育资源短缺不能上学而成了“民工”。
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他们坐火车的待遇；还有就业方面、婚姻方面；还有无数无法说清楚的方面。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农家两姐妹，都要上学，可家里只有供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怎么办？最后决定，靠抓阄来决定，靠攥在家长手心里的两根长短不同的稻草来决定。后来，一个上了大学，拥有了幸福的人生；另一个，据说是头脑更聪明的那一个，终生和原始农具为伴，过着艰难的生活。
对一个个体而言，是知识改变其命运，教育机会改变其命运；对一个民族而言，稀缺且不公正的教育机会分配，又意味着什么呢？
来自教育部的报告说：中国２０００年２５－６４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１８％。这就是说，念到初中或者念不到初中的人，至少占我国总人口８２％的比例，而且分布的重心在农村。
上面的这个数据，是符合事实的。
农村问题研究者李昌平先生说，湖北监利，那个富庶的江汉平原的教育情况是：20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们家乡那一个富裕的村子，８０％的孩子能读高中；进入９０年代，８０％的孩子读不了高中。
学者焦国标先生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当年，他的同龄人都是初中毕业，上高中的也占十之八九；现在他们的村子里已经好几年没有高中生了，他回老家的那一年，只有３个初中毕业生。
可以下结论说：十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以急剧的、非正常的速度在萎缩。
因为学费贵支付不起，因为上学机会少，因为教育设施简陋，因为师资素质不够，因为家里出现变故失去了经济支柱，因为我们的教育筛选制的失误……于是，一个个的孩子，撤离学堂，走向社会。
平等教育的前提：
农民享有“国民待遇”
在我们承诺给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的时候，能不能够给流入中国城市的外地人在教育方面的国民待遇？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在一个关注流动子女义务教育的专题报道里说：在北京，政府下令大幅度减少征收外地学生“借读费”的指令之后，一个外地来京务工的家长每学期依然得为他上小学的孩子支付８００元左右，非常吃力，而初中阶段交的更多。该报道还说，这样的孩子共有２０万。
中国城市的学校管理者在对教育资源的处置上，存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情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城市教育设施出现大量闲置，拥有户籍的城市孩子用不完，浪费着；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孩子用不着，不让用；这种情况许多年一直存在着。幸好现在有了改变，但是还不够。
这当然叫人不快。但来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说，中缅边境很多云南的儿童流到缅甸（一向被我们认为贫穷的国家）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一所缅甸办的边境中学，中国儿童享受学费、杂费、书费全免待遇不算，每个月还可以得到２８０元的生活补助。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分配工作，包括银行、电站这些在中国属于白领的舒适工作。
云南学生“借读”外国，享受国民的待遇；中国人就读于自己的祖国，却受到另类的待遇，这说得过去吗？
对此问题，北京新民教育研究所的周鸿陵所长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支撑这个服务框架的是国库、是全国人的纳税；一个中国国籍的孩子在国家范围内，无论是在甲地、还是乙地，无论流到哪里，他都有权利无折扣、不遭歧视地享受这一服务。他打比方说，就像国防也是公共产品一样，享受这个产品服务的，是全体民众,不可把北京人、把某一部分的中国人抛弃到国防的安全防护网之外。这是无条件可讲的。
对照中国的教育法律，这样的现实从法理上就更说不通了。而对我国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法《儿童权利公约》第２８条也规定：儿童享有“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权利；缔约国至少实现“全面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所有人均有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们应该给农民及其子弟们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了！
（荐自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现代教育报》）
责编：涂乃登插图：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