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矫矫不群的风采——愤世嫉俗




  

  道家虽然讲究游刃有余、韬光养晦。但是骨子里却是愤世嫉俗,蔑视世间俗物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免水流就下,沦为毫无气节而言的市侩之辈。上一篇说了道家也会圆融处事,有时也显得熟谙世事,游刃有余。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道家的骨子里还是愤世嫉俗的,庄子《大宗师》中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意思是说不合于世俗的畸人(也就是常人觉得性格古怪的人)却合乎天道。而人世间当成“君子”或者“能人”被俗世赞许羡慕的,以天道的标准来看来却是小人。人世间当成是小人或者无能之辈的,却是天道所认为的君子。《红楼梦》中的妙玉曾说过,“文章是庄子的好”,又自称是“畸人”。就是从此处而来。当然妙玉未必完全理解了道家的真义,她是带发修行的女尼,却喜欢看道书《庄子》,所学极为驳杂,她过份强调高洁厌世的态度,也和道家“和光同尘”、“随缘自在”、“处下而不争”等思想不吻合。

  道家的愤世嫉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毫不留情面地对那些权威赫赫的统治者和豪强们冷嘲热讽,十分地尖刻锐利。

  我们在“上德不德”那一篇中可能已领教过道家辛辣大胆的言词,像这样的思想道家典籍里却是随处可见。老子在大家的印象中可能是比较“和气”的老头,但老子在大讲“和为贵”的同时,也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样的话。老子在《道德经》五十三章中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是说统治者的宫殿装修得很漂亮,可是老百姓的农田却荒芜了,仓库也空虚了;统治者穿戴华丽,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饱吃精美的饮食(这是当时此类人的形象,现在这类人是穿名牌西装,脑满肠肥,开豪华轿车,常出入于会场、酒家、娱乐城之属),占有多余的财货,他们这些人简直就是强盗头子!那里是什么有道德的人!老子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所以《道德经》一书中讲的并非全是温柔敦厚,老子也并非毫无原则的“和事佬”、“老好人”。

  在庄子的著作中,这种精神更为突出,《应帝王》一篇中说: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意思说:肩吾见到狂人接舆(李白诗中“我本楚狂人”就是指他)。接舆说:“日中始跟你说什么来着?”肩吾说:“他告诉我,国君凭据自己的意志,来推行一套法度和社会规范,人们有谁敢不听从教化呢?”

  接舆说:“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伪德行。这样去治理天下,就好像想在海里开凿河道、蚊虫勉强要背起大山一样。圣人治理天下,难道去治理那些表面现象吗?圣人是先端正自己而后感化别人,而且也仅仅推行那些不违背天性本真、人人皆能的常理罢了。鸟儿尚且懂得高飞云天之上,以躲避罗网绳箭之害;老鼠都会知道深藏社坛之下,以免于烟熏铲掘的灾祸,人难道会比这两只小动物还要无知?”

  由此可见了,这篇虽然倡导的还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可以看出,庄子根本不把帝王君主放在眼里,那种君命不可违,皇帝是受命于天,为臣子就只有尽忠报效皇家的思想,庄子是嗤之以鼻的。

  五代时的谭峭虽然是道士,但他却以慈悲之心关怀着大众苍生的疾苦,把矛头指向权贵和统治者们。他的《化书》里这样说:“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是说无论产量丰歉,皇家、官吏、军队、工匠、商贾、和尚道士都要吃农民的粮食。他称之为“七夺”,他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十分痛恨,他说:“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夺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呜呼,惜哉!”把官府强征赋税形象地比为扼住老百姓的脖子,从老百姓口中夺食,言辞间的愤激透纸可见。说来道家从老子开始就始终心怀慈悲,为芸芸众生及弱势群体着想。

  道家对那些趋炎附势,千方百计去巴结权贵进而助纣为虐的小人更是鄙视,庄子的《列御寇》一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是辛辣至极:

  宋国有个叫曹商(这人可要臭名千载了)的人,被宋王派往秦国作使臣。他启程的时候,宋王送了几辆车(当时只是马车,并非奔驰、帕萨特之类,但也是身份的象征)给他。曹商来到秦国后,对秦王百般献媚,千般讨好,拍得秦王也挺舒服的,于是又赏给他一百辆车。

  曹商得意洋洋地带着秦王赏的一百辆车浩浩荡荡地返回宋国,正好路过庄子的家门。他小人得志,自然要到处夸耀,于是他就带着他的豪华车队去见庄子,并傲慢地说:“像你这样长年居住在偏僻狭窄的小巷深处,穷愁潦倒,整天就是靠编草鞋来维持生计,人也饿得面黄肌瘦,这种困窘的日子亏你也能受得住,我曹商一天也过不下去!你再看看我吧,我这次奉命出使秦国,仅凭这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赢得了“万乘之君”——秦王的赏识,一下子就赐给了我新车一百辆。这就是我曹商的本事呀!”

  庄子哪里瞧得上这种小人,他不屑一顾地回敬道:“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除疮去脓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舔舐痔疮的,则赏车五辆。医治的部位越肮脏低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我想,你大概是十分尽心卖力地用自己的舌头去舔秦王的痔疮了吧?不然,秦王怎么会赏给你这么多车呢?你这种肮脏的东西,还是快点给我走远些吧!”

  从此以后,“吮痈舐痔”成为一个著名的成语,极为有力地嘲讽了那些终日逢迎阿谀权贵而不知羞耻的谄媚之徒。

  孔子作为万世师表,长期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在旧时,恐怕难得有人敢说对孔子不敬的言论,但庄子这篇《盗跖》却将孔子骂得狗血喷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这是借盗跖的口来说的,这篇故事说孔子要去说服当时的造反头头盗跖(当然故事纯属虚构),盗跖指责孔子说:

  如今你研修文王、武王经世之道,掌握天下的舆论,想用来教育后世,身披长袍博带,矫情而言,虚伪而行,用来迷惑天下的君主,一心指望用这套把戏换来荣华富贵,要说大盗嘛,实在没有比你更大的。天下为什么不管你叫盗丘,反而还管我叫盗跖呢?你用甜言蜜语说服子路,让他追随左右。你让子路摘下高冠,解除长剑,来听你的说教,天下人都说,你孔丘能够制止暴力,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子路想刺杀卫君未能成功,自己倒在卫国东门被剁成了肉泥,这就是你那套说教的失败。你不是自称为才士圣人吗?然而却两次被鲁国驱逐,去卫国被禁止居留,在齐国也是穷途末路,在陈国、蔡国之间又被围困得死去活来,天下都没有你容身之处。你教诲子路,却让他被剁成肉酱,死于非命,上不能保身,下不能为人,你那套假道学,还有什么可推崇的?

  该故事笔者学龄前时就知道,因为当时正批林批孔,庄子这篇故事也被画成画册,成为批斗孔老二的有力武器。笔者现在觉得,孔子当然也不是坏人,儒学中的好多道理也讲得很好,但是中国社会相当长的时间中把孔子的儒学僵化、教条化,却成为箝制思想,压制不同声音的一种工具,转化为儒教,这却是腐朽落后的体现。所以“五四”时就开始打倒“孔家店”,当然文革中虽然也批孔,但却是以一种教条取代另一种教条而已。

  道家其实一直并不赞成树立个人偶像,把其言论教条化,像庄子《天道》一文就讲过一个轮扁(制做车轮的工匠,名扁,庄子那个时代常这样叫,比如匠石,就是名石的工匠,弈秋就是棋手叫秋的)论书的故事: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制轮的工匠)在堂下削制车轮。过了一会,轮扁放下椎子凿子之类,走上堂来,问桓公:“请问您所读之书,是什么人所讲的话啊?”

  桓公说:“这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活着吗?”

  桓公说:“真没有见识,圣人早死掉了。”轮扁说:“既然这样,那您所读之书,只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一听有点火了,说:“寡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你一个老粗匠人懂得个啥,怎敢妄加议论!今儿你若是说得出个道理来,就饶了你;说不出什么道理来,非得杀了你不可。”

  轮扁说:“我呀,是凭我所从事的工作经验而认识到的。削制车轮,椎眼宽了,辐毂就会松得掉下来;太紧了,辐毂之间就插不进去。不松不紧,尺度感得自于手而应合于心,此中的妙味,嘴是说不清楚的,只知道有些微妙在里边。我没法教会我的儿子,就算是我亲儿也难从我这儿领会其中微妙,掌握这门技艺。因此我活到了七十岁,虽已垂垂老矣,可还得亲自上阵,削制车轮。古时候的人,已经与他们心中不可言传的大道,一块儿死去啦!既然如此,那您所读之书,也就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当然,就现在看来,轮扁说的也未必全对,如果现代经过精密的测量和计算,这类工程技术的活,恐怕也不是非要用轮扁这样的熟练技师不可。但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的,有些东西只有亲身传授方能不走样,但即使亲口相传,由于个人的悟性经历不同,也很难将全部内容都领悟体会,正像武侠小说中写王重阳虽然天下无敌,但其徒却未能学全他的本领,丘处机的武功和王重阳相差甚远,到了赵志敬这一代更不用提了。又如武修文、武敦儒也学了一阳指,和一灯大师出手时的一阳指能比吗?思想流派之类也是这样,传到后世,越发挥越离谱,有的还分成水火不容的很多派别互相攻讦。儒学之类也是这样,鲁迅先生说过,孔子如果活过来,一定会惊诧于其圣徒们的所作所为和对其经典的胡乱解释的。

  所以庄子在该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按笔者的理解是说:世人往往看重的是书,而书籍所记载的,不过是言语,言语有其可贵之处;言语之可贵,在于它表达的意义,但意义往往却不是言语本身所能传递的。然而世人还是看重言语,从而用书籍来传之后世。世人虽然珍贵这些书本,我却觉得并不可贵,因为他们所珍重的,并非其中真正可贵的东西。(因为真正的精神早不存于书中了)

  所以可以看出,道家不会赞成把“XX语录”奉成神明,一丝不苟地去做。圣人前贤说的话,不一定全都是真理,在当时是对的,后世就不一定对,在这个地方是对的,在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对,“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有吗?恐怕是不存在的。

  嵇康称“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并且“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明代的“童心”李贽说不能“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还有所谓的“狂禅”一派等等。这些“离经叛道”(儒家之经,儒家之道)之说溯其源头,正是源于道家中的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庄子》乃至《道德经》。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后世文人的“癖”、“狂”、“懒”、“痴”、“拙”、“傲”等大都源于此:像什么“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像什么“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又如“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再比如“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还有“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等等狂态怪状,大多是遵循了庄子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句话而来的。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诗仙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所以在他厌恶世俗间的污浊丑恶时,道家愤世嫉俗的思想就成为他来浇心中块垒的酒杯: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台湾女散文家罗兰曾写道:“我国艺术受道家影响,诗所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与解救。我把这种寄托与解救称为‘防疯术’。我国知识分子不容易得精神病,也很少自杀。主要是因为他们一方面采取了儒家‘全力以赴’的入世精神,一方面把握了道家‘抬头看天外,退出牛角尖’的超然与豁达。”

  确实,中国古代的诗歌道家意味的极多,如果没有道家意味,那诗味恐怕就要逊色一多半。其实不单是诗歌,我们上述说的种种狂态,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中国历史上,黑暗苦闷如闷罐头一般的时代实在不少,这时读一下道家经典中鞭挞世事的文字,实在能大大地吐出心中的一股恶气,让人好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