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
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有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自称有“《左传》癖”），唐代文学家孔颖达作疏。（疏为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并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汉书·刘歆传》记载了刘歆【注2】的对左、孔关系的评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后汉书·光武帝纪》称他“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注2】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学术史家。字子骏，刘向少子。汉哀帝时应谶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受诏校理中秘图书。继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在个人书信《移博士书》中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孔子相同，这是导致他尊重古文经学的基本原因。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歆为国师嘉兴公，古文诸经并立于学官。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
（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更干脆，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实际上把左捕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对左丘明是孔学生的说法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孔子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万世宗师”，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没有什么创性的贡献（如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之外，还有意搅烂一笔历史旧帐。朱熹对左丘明大加贬低，不仅他不理会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后改封中都伯）的事实（－－实际是以孔颖达的论断为基础的，贞观年间左丘明与颜渊从祀孔庙），反而称《左传》“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进而发展成人身攻击，说“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
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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