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多的时间里，翰林一直是个令人羡慕的头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金字塔的最后一层殿试，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按例成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与编修，其余的则是见习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极少数的人殿在三甲，却因朝考优异也被选入翰林的，比如曾国藩，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衔并不大，除了少数几个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是五品之外，其余的概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气，一是表现在“面”上，做了翰林，虽然只七品也可以挂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资格挂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则是实惠——升迁特快，前程远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称为“老虎班”，升得特别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经过京察之后，可以直接以七品知县升为四品的知府；几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级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进而独当一面的巡抚和总督。就是见习翰林，考试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进士快一些，因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员总会对他们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虽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点，但只要一进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实事可做，而清代由于不立太子，所以没有具体事务，但机构仍存），用不着“下放锻炼”，几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为各部的侍郎（副部长）和尚书（部长），绝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项背。翰林出身的人不仅在官场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们才有望爬到最高层。明代的中枢机构内阁的前身，就是帮朱元璋办事的几个翰林，所以后来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阁。内阁是明代的最高决策中心，能混上“阁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内阁虽然没有实权，但入阁者地位却最尊，所以人人都看着眼热。同样，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阁，而入不了阁，死后的谥号，就加不上个“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事实上，清代的实际中枢机构军机处里，满人除外，汉人军机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清代翰林如果挂上了“南书房上行走”、“上书房行走”的头衔，不亚于一步登天，成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书”，只要对应得当，不愁日后没有高官可做，大轿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读书的地方南书房就是一个隐型的决策中心，进到里头“行走”一番，自有无穷的好处。翰林的第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了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凡是得了这种差事的人，都尊荣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钦差，各地官员迎送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编修直接去做，但是官虽仅仅七品，到任时总督或者巡抚得亲自迎接，因为他们做的是最清高的学务大事。平时省级官员议事，学政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均对之持属员之礼，尽管这些人可能都比学政官阶高。因为学政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钦差，但却被视同钦差。获得这种机遇的翰林，由于干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活计，所以凡是由他们选拔出来最后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们的门生。以后门生出息了，互相标榜，水涨船高，个人的势力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上，以上诸多好处中哪怕只有一项，也会令人趋之若鹜，更何况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凡是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人，莫不以进翰林为荣耀，进了翰林，就意味着文理优长，才干卓著。做翰林，不仅意味着今日的清要，而且预示着他日的显贵。然而，翰林这个官衔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光景却大不一样。翰林始创于唐玄宗，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官衔，而是一种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讲官阶，更没有官署，说白了就是陪着皇帝玩的，因此当时叫翰林待诏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诗风大盛，从王公贵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欢吟诗作赋，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爱好也罢，附庸风雅也罢，找几个诗做得好的人在身边，总是件赏心悦目的风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学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诗人李白就干过这个“买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种种传奇故事，如李白趁着酒劲让高力士脱靴，叫杨贵妃捧砚之类。是不是真有这样牛气，现在已经无从查对，不过，就算有过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胆干的，醒了以后肯定会后悔。有材料说，有次唐玄宗在便殿开宴，冷不丁地问李白：“朕与天后（即武则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尽管已经屈尊拍马屁了，但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还是一件也不让他沾边。他所能干的，无非是写点新诗给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样，给普鲁士国王改诗——“洗脏衬衣”。最后李白也急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过了头，结果自然是“赐金还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也并不仅仅只有文学这一类，玄宗时有个叫王如ND253的人就“以伎术供奉玄宗”，居然得宠而为女婿求进士及第，玄宗甚至还答应了，只是被主考官挡住了，才没得逞。这个所谓的“伎术”，可能就是魔术杂耍之类的东西。看来，当时所谓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让皇帝老儿开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里，其地位和汉武帝跟前的东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尔放肆一下，皇帝也不会跟他较真儿，从来弄臣都有说话出格的“特权”。看来翰林这种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够出世，就是因为唐玄宗这个“太平天子”当得太腻，需要找各色人等解闷开心。《新唐书·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别院，以备燕见。”这里的“燕”就是燕飨，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吃喝玩乐。也就是说，平时，这些人得“时刻准备着”，皇帝每到想乐一乐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召来，雅一点的就玩诗，俗一点的就吞火走索、变戏法。不光诗赋和伎术，连唱戏的俳优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据说，唐玄宗还亲自下场打鼓，至今梨园行还将这位风流天子奉为祖师爷，鼓师的地位也特尊。翰林的这种弄臣身份，直到宋代余风犹存，宋代官制中还有翰林茶酒司之名，与后日的“清要”两个字真是不沾边。
不过，翰林作为纯粹弄臣的时间并不很长，大概是李白还山不久，唐玄宗就开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帮他起草诏令，批答表疏，将本来属于中书省的活计揽了些过来。也许是因为中书省太忙，以至文书积压，也许是皇帝嫌中书省碍手碍脚，所以把权揽到自己身边，便于控制。显然，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说是某一些）从弄臣变成了帮手，也不好再叫供奉，于是就有了翰林学士的称谓。玄宗之后，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落，虽然翰林学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权越来越重，在政治中枢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等诸项重大事务，其诏令均由翰林学士起草。这种诏令用的是白麻纸，以区别于中书省起草的黄麻纸诏书。再到后来，干脆由翰林学士来兼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学士出身。几朝过后，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迹也没了，终于演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样子。
割人，指的是阉割人。在有皇帝的时代，为了满足皇帝超级多妻而且独占鳌头的需要，皇宫里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阉割人，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由专业人士独擅，父子相传，有着不尽的好处。那个时候，阉割人的和骟牛骟马劁猪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传经，但据说还是阉割人获利最大。因为到了帝制的后期，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余的产品，或者把俘虏强割了充数，已经变成了穷人家自愿将孩子送上来，专门从事的一项职业。在明代，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那个时候，这种职业，对于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人家来说，是一项富有诱惑力的风险投资。宦官就是这样一类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们是刑余之人，将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东西弄没了，根本性地让人看不起；一方面他们却因此获得了留在最高权力中心的机会。——按传统政治的惯例，不管什么人，只要待在权力中心，就对这种权力有影响力。更何况，那些长在深宫里，得不到天伦之乐的皇帝，对于伴他从小长大的宦官，往往有着一种类似父母兄弟的感情，很容易得到异乎寻常的信任，宦官也因此被赋予超乎寻常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史家，对于宦官大多没有好气，好像王朝的霉运，都是这些不男不女的人捣的乱。
不过，这又是一种利益被过分地夸大的职业。历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积起来，做宦官的人得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得脸做得到权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十位。能混上个官职，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白丢了传宗接代的家伙，落得个卖身为奴。可是，任何带有风险的职业都是这样，发财风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传，倒霉的事，都装作看不见，心甘情愿地将它遮蔽掉。一个宦官，穷人家的小子，风光的时候可以权倾朝野，像魏忠贤，不仅权高势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干儿干孙并无穷无尽的阿谀逢迎，简直就是一个恶俗的中国版的“灰姑娘”的神话，更是使得这种传好事遮坏事的效应得到没边的放大。使得某些穷人，前赴后继地将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红楼梦》里贾元春语），饱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艺人和皇家宫苑。
说起来，阉割就是一种外科手术，做手术就难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阉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于猪、马、牛，割完之后只要伤口愈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活蹦乱跳的，但是人，却往往得遭一辈子的罪。其实，不是由于人在生理结构上有什么特殊，而是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导致了被阉割者的终身磨难。因为动物阉割去势，只是将它们的产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睾丸割了就结了，根本用不着将性根一起去掉。这一点，我们的民族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的《牛马经》上说得很清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那些为了服务皇宫而从事的阉割，不仅割掉睾丸，而且必须将人的男根彻底割掉，连一丁点茬都不能留，如果有点茬，就算混进了宫，在日后的例行检查中也要给剃干净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不说，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体常年腐臭（正因为如此，宫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纪大了尤甚。所以，宦官无论夏天多热，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没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让皇帝在感觉上更放心。
历朝历代，宠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连宦官是他爹他妈的肉麻话都能说出来，但没有一个皇帝，肯爱屋及乌下令让宦官少割那么根本没有必要的一刀，从而免除这些人终身的痛苦。
说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贤这样势力熏天的宦官，一个刚继位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宦官之恶，其实就是皇帝之恶，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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