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康熙帝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年间文网深密,文字狱大有“莫须有”之势,至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则非“莫须有”不成文字狱。请看乾隆帝制造的胡中藻一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进士,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自号“坚磨生”,是鄂尔泰一党,与张廷玉为敌。他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私交甚好。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拿胡中藻开刀,硬是从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找出许多罪证。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连夜赶往江西新建将胡中藻逮捕,又由军机处发出密谕,命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以及与人唱和的三十六首诗密封专差驰送进京。同时,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查封他与胡中藻往来的书信、应酬诗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说:“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乾隆帝的上谕所举罪款,都是无中生有,如: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兢”;“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人间岂是无中气”;“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亦天子亦莱衣”;“不为游观纵盗骊”;“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时迈”;“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那伙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为”;“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下眼训平夷”……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诗句“无非怨恨之语”,或“巧用双关耳”。哪些字眼是“巧用双关”?大约就是“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明”、“南”则象征明朝。对于一些意义不明、难于索解的诗句,乾隆帝心里特别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诗都是索然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胡中藻“文辞险怪”他就不能容忍。其实,胡中藻诗中并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都视而不见。胡中藻的诗,是不是“反诗”,有客观标准吗?没有。
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视为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认识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认识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没有客观性可言。这其实是人类的永恒困难。至今哲学界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往往以为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客观事实与你有什么关系?一旦与你有关系了,就要问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镜一样,自己是光明的,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如果自己漆黑一团,就不能认识客观事实。人心黑暗,好制度也只能助纣为虐。中国古人所以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使认识的主体光明。乾隆帝满脑子都是法家里的阴暗思维,这决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试题中挑毛病: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须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所数出的种种罪证,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并不足以服人。乾隆帝自称:
“胡中藻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欲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 “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 “暂歇南风兢”。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濞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镫(燈)之难觏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濯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恨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公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杀(?)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这些罪证,根本就是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视而不见,乾隆帝自称:
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乾隆帝自知是在搞文字狱,却要瞒天过海,说是“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又命将为之作序并出赀刊刻的内廷侍从张泰开革职,拿交刑部。后又从宽处理,免予治罪,仍在上书房行走。至于鄂昌,乾隆帝说: “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使天下后世,共知炯鉴。”鄂昌拿解进京、定罪,赐自尽。对于鄂昌的诗文,乾隆帝说:
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悖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
……
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宫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
谕曰: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诞妄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连“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诗,也成为胡中藻的罪状,乾隆帝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虽然已死,仍降旨严斥鄂尔泰“结党”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且与其侄鄂昌叙门宜,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其诗中谗舌青蝇,供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使鄂尔泰尚在,必将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著撤出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可见,乾隆帝兴文字狱也兼有打压相权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却很少儒家思想,而专以法家的高压手段处理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汤先甲上疏,反对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定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乾隆帝大为不满,严词批驳,将汤先甲奏折掷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刘翱发议论说: “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没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巡抚议将其处斩立决。这些文字狱,也有乾隆帝与鄂尔泰的矛盾在内,是新皇帝借此打击旧宰相的手段。
有无名氏批评乾隆帝的文字狱说: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是《尚书》的《虞书》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到了周朝末年,郑国子产执政,(为了听取国人的意见)犹不禁乡校之议。只有对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虽属闻人,孔圣人亦必诛之,是厌恶其妖言惑众也。过去因造作语言,明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是不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康熙帝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其做法可为万世法。连年以来,小人不识康雍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究鞫问,致使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愚臣以为“井田封建”之论,不过迂儒之谈,不可认为非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在野之人一时失检,并非就是心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假使以此类文字,都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实在不是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再现古代采风之盛。臣窃谓朝廷之章奏,尚且捐弃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毛求疵。请赦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开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报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照律法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差不多可以免除文字之累,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
由此可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叠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意翻开何人文集,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连坐是诛夷九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之人,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怪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自珍)尝云: “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铲锄天下之廉耻,既殄灭既狝杀既诛夷,不过借祖宗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晚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侵久矣。而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判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似这样的人大概很稀少罢。
曹一士上奏折请求放宽文网,是乾隆朝初期针对雍正朝的情况而言,然而到了乾隆朝中期情况之恶劣却大大超过了雍正朝。文字狱之兴,无非莫须有之罪名,乾隆帝显然是病态心理,而许多官员更以制造文字狱为能事。所以就出现了“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无名氏的这句话意义非常深远,所谓“最无用之学术”无疑是指乾嘉考据之学,“无用”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义理之学而言的。中国学人受乾嘉考据之学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气污染之毒。考据之学如今非常之现代化,工具理性至极。台湾学者徐复观有一篇文章《两篇难懂的文章》批评两位学者视考据之学术为本、义理之学为末的观点,很值得一读。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遗害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时人王撰有一首诗,控诉清廷文字狱。读来颇为沉痛:
闻雁有感
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
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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