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越来越受到父皇的信任和重视。康熙帝晚年体力不支，祭天、祈谷、祈雨三大礼就由胤禛代行。清朝，三大祀的主持人往往都是由皇帝亲自担任。尤其是康熙帝，十分重视大祀，他曾说： “天坛大祭，朕必亲往行礼，方展诚心”， “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他是轻意不使人代替的，现在由胤禛来代替，表明了他对胤禛重视的程度。康熙六十年，他派遣胤禛前往盛京三大祖陵告祭，回京后又祭祀太庙；六十一年胤禛又再次代康熙帝行大祀典礼。谁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储君，由此也稍微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也许康熙帝是想以此挽回当年为胤禵隆重送行的影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忽然病逝于畅春园。前几天，他因为往南苑猎场行围，着凉后患了感冒，不知为什么会死？当时守卫畅春园的是掌握京师卫戍大权的隆科多，时人怀疑： 是不是他与胤禛相勾结害死了康熙帝？民间一直有这种传说。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了曾静案。曾静在他的著作《知新录》中指责雍正帝犯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恶。所谓“谋父”，是说雍正帝用一碗人参汤毒死了康熙帝。雍正帝为了洗刷自己，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这样：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当时皇考身体不爽，朕请求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为重，朕遵旨于斋所至斋。十三日，皇考招朕回畅春园，朕未回之前，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 “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承继大统，着继承朕即皇帝位。”……及朕驰至畅春园问安，皇考告之以病情严重。朕含泪劝慰，当天夜里皇上即归天了。朕哀恸号哭，痛不欲生。隆科多乃宣读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才振作起来，开始办理大事。 　　当时朝鲜使臣金演回国后，有一段不同于此的报告： 康熙帝在畅春园病剧，自知不起，召阁老马齐至病榻前说： “第四子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并以做皇帝不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训诫胤禛，然后解脱其头颈间所挂念珠，对胤禛说： “此乃先帝（顺治）临终时遗赠之物，现在我把它赠给你，你要好好保存。”又说： “废太子皇长子性情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三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迄而逝。 　　这段记载与清朝的官方记载或野史都不同。正史固不足信，野史描述此事，则明显为演义之笔，更不能令人信服。国内所存史料虽不能支持这个说法，但朝鲜使臣的报告也未必无所根据。 　　这里还需补上一笔，交代马齐的复出。当初马齐因操纵群臣拥立胤禩为太子，被革职。不久佟国维病逝，使得朝中满汉官员之间失去平衡，大小事都由汉族大臣做主，满洲大臣内竟然没有可以和汉族大臣抗衡的人物。康熙帝于是又重新起用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内务府总管，以壮大满臣的势力。可见当时马齐是朝中颇具威望的人物，他被重新起用后，不再支持胤禩，但何时转而支持胤禛的则不清楚。难道他真的只是临危受命，秉公办事吗？ 　　胤禛即位后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胤祥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赞赏马齐“任大学士二十余年，甚属敬谨宽厚，先帝出巡，每尝随从，殊为出力，此番改元大事，又公同善为办理，黾勉勤劳，著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雍正帝即位的关键时刻，马齐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雍正帝又令马齐为《康熙实录》的总裁官，马齐一定在销毁康熙朝对雍正帝不利的各种材料方面，为雍正帝出了不少力。弘历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帝指定马齐的侄女为弘历的福晋（即未来的皇后），后来，弘历继位以后，富察氏一门荣耀至极，傅恒、福康安等都官至大学士，深受皇帝倚重。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对马齐和富察氏一门的优待，似乎可以视为是对马齐当初拥立功劳的奖赏。 　　可以肯定地说，隆科多是确保胤禛继位的关键人物。他掌握北京的卫戍兵权，康熙帝死后一日，他奉胤禛之命，立即关闭了京城九门，隔断了胤禩、胤禟等人与胤禵的联系。他保护雍正帝处理善后事宜，对胤禩、胤禟等人的不满和可能的反抗，起到了威慑和压制作用。胤禩曾被众臣推举为太子，在朝野都颇有影响力，他觊觎皇位久矣，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胤禛以非正常的手段继位，他心里十分懊恼，行动反常，态度倨傲。胤禟则倚柱发呆，叫他做事，他也不理不睬。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反抗行动，说明他们对隆科多的禁军是畏惧的，虽然他们根本就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但也并不能说隆科多的作用不重要。当年康熙帝在世的时候，他们尚且能大肆活动，把父皇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今天也必然会兴风作浪，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也实在是因为对手是有武力做后盾的，而自己却是赤手空拳。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大武力的反抗，只能是以卵击石，稍有头脑的人不会出此下策。 　　与在京城中手无寸铁的皇子们相反，当时胤禵却是手中重兵在握。可惜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驻军之所，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之西，他如果要举兵东进，年羹尧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胤禵也许并没有举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尧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码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命大将军王胤禵立即驰驿来京。封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并命他驰驿赴甘州，然后又发一道密谕给延信，说： “你抵达之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大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他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他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如在路上遇见大将军王，勿将此谕稍有泄露。”雍正帝显然是害怕康熙帝曾经给大将军王胤禵的朱批中有传位于胤禵的暗示。他说： “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因为，雍正帝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真遗诏，只是由隆科多口头传达遗嘱，当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禵手中康熙帝的朱批，有对他不利的文字。 　　戴铎此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胤禵敢于起兵反抗，四川应该出兵丁钱粮支持雍正帝。蔡珽则向雍正帝上书，提出优待八旗、从西北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以避其讳。 　　当时就有传说，雍正帝是矫旨篡位，因为康熙帝没有正式诏书留下来，对此问题这里不做分析。仅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分析，雍正帝是高明的，他和他的属下为了争得储位，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和多方面的活动。他与诸位阿哥谋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争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称之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 “富贵闲人”，这是他高过诸阿哥之处。在常人的观念中，凡是要求的东西不争取就得不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行得通。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你越是去争取越是得不到。适得其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雍正帝学佛与僧侣往还，制造出世假象，真骗得了人吗？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与他谈论佛法，恐怕谋位之事，也能从僧人那里得到一些以忍让求进取或“感应道交”一类的“开示”吧，可惜这些事情没有留下记录。从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觉禅师安置在宫中，“倚之如左右手”，军国大计常与他商量这一点来看，在他谋取储位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会与他谈论世间法。 　　雍正帝利用弘历博取父皇欢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视为纯粹的阴谋，真正的孝心还是能打动人心的，康熙帝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康熙帝痛恨太子不孝，对于其不仁则可以容忍。对于胤禩的仁义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难道有这样的理学家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康熙帝在位61年，时间久，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亦多，《清圣祖实录》至少应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实录为1500卷）。在清代各朝实录中，每年所占的篇幅以康熙帝最少，每年只5卷，顺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这说明在后来纂修《清圣祖实录》时有些记载被大大删除了，当然是将于雍正帝不利的记载销毁，皇子们争嫡之谜也就被永远地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