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但也不出君臣关系的范围。当皇帝对大臣不满意时可以杀掉。同样，杀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鲜。只是因为其中有亲情在，皇帝就不大好办，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为此大伤脑筋。因为皇帝与皇子或太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有人就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这种误解大约是从唐朝李勣的一句话而来，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后，顾命大臣褚遂良拼死反对。李治就废立皇后一事询问李勣的意见，他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这是李勣“以心机事君”的典型表现，既以此自保，也倾轧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祸，究之权术有例益乎？”就是说，皇帝待臣下用权术，臣下待皇帝也用权术，最终贻害国家，究竟权术有什么好处？
古人向来把立储大事称之为“国本”，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国本”，闹得朝廷鼎沸，乱杀大臣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以明朝为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他的堂弟继位，史称世宗，为了“名正言顺”，大臣们要求他由小宗入继于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称孝宗为“父亲”，世宗和他母亲坚决不能同意。当时恰好宫中失火，大臣们说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从。过了几年，世宗下令恢复旧称。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此事： “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们大声疾呼：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臣工跪在宫门外嚎啕大哭，结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场闹剧，在今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意义了，所以就有人称之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权专制淫威之下，大臣岂敢力争？
言归正传。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皇子之中贤能者为新君。像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继位的，康熙帝当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顺治临终前根据皇太后的提议，指定继位的。然而这与汉儒的宗法伦理观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汉儒文化影响，很早就预立了皇太子，像历代汉人朝廷一样，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权力逐渐膨胀。一些大臣们为了预留后路，也主动靠拢和逢迎太子，随着皇太子年纪的增长和康熙帝身体的衰老，太子竟大有与皇帝分权之势。朝廷内部已明显形成了皇帝和东宫两个权力中心，前者以大学士明珠为核心，后者以索额图为首领，两方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皇帝最担心大臣们结党互斗，不得不予以打击。康熙帝首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将明珠罢斥。康熙帝是担心太子受到明珠一党的排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将索额图逮捕圈禁，乃至最终将其秘密处死。这又说明康熙帝对太子完完全全丧失了信心。索额图被处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致使皇太子与皇帝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随行。康熙帝逐渐发现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行为反常，夜晚常常围绕康熙帝的军帐巡视，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显然是居心叵测，似乎欲有所动作。康熙帝大为光火，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又感到极为不安。为了防止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返京之前就解决问题。康熙帝做事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随行的臣僚开会，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历年来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太子近日来的反常举动。他说： “这几日以来，朕不知道是今日会被毒死，还是明日会遇害，昼夜不得安宁，时时警戒，朕若不先发制人，尔必先发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着眼泪，宣布立即将太子胤礽废黜，并下令诛杀太子党数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将废太子拘禁于上驷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严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满洲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帝从小即系统地接受了汉儒文化教育，对汉人的宗法观念也全盘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有长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长子为储君，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绝不可以立幼立庶。长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诚皇后嫡子，出生后不久，孝诚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对他格外怜爱，还不到两周岁就将他册立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无奈也最能反映其内心阴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问题。于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无奈的根源，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例外。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权大于法的信条，这两项于康熙帝都不是问题，可是照样有无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为是真理学家，亲自教育太子。据说太子的才能极高，“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道德却一塌糊涂。这就是康熙帝亲自教育的结果吗？汤斌、于成龙对儿子的教育比他要强得多。太子为非作歹，康熙帝说是因为他“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如果“素行”是好的，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变呢？自己错误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变”坏的关键。康熙帝把错误推给别人，还自以为是理学家。
作为嫡长子，胤礽是天经地义的储君，大臣和皇子们一向没有异议，现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实在是因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对继承人的要求。因为从小骄纵过度，太子习性乖戾，13岁就“刚愎喜杀人”，成年后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员，贪得无厌；甚至凌辱大臣，责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远征噶尔丹时患病，命他从京城驰奔驿站来见，他对父皇患病竟“毫无忧戚之意”，康熙帝见此十分生气，当即命他先回京师。康熙帝痛心地说，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他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为了震慑太子，康熙帝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处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多几个冤死鬼而已。
长期以来，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他与大学士索额图勾结，形成势力强大的东宫集团。为了打击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们将太子的礼仪制度抬高至于几乎与皇帝一样，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黄色。对于这一点康熙帝十分不悦，说： “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对他自己其实是一大损害。他遭到许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与“太子党”相对抗的“皇子党”，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华，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反对派。
现在，胤礽被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觊觎储位，各树党羽，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争夺。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们为了得到储位，拼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将废太子立即处死。这时，惟独胤禛能替胤礽说几句好话，在看守废太子时，他几次请求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拿去，从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实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当时的地位而论，显然还轮不到自己做太子，他当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争，必须暗夺，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不论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使储位虚悬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机会悄悄地夺取储位。他也许看出了康熙帝对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对废太子表示关切，“十分着急，很想要救他”。这就给康熙帝留下一个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许多场合也常常为各位阿哥说些好话，康熙帝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奏请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众兄弟们的地位相当。
有一次，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的优劣，论到胤禛时，说： “只有四阿哥，朕亲自抚育，幼年时稍觉他喜怒不定，至于他能体贴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则可谓诚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写进《起居注》，胤禛听了父皇的话，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不要将此四字写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说道： “此话不过是偶然提起，无非是加以勉励之意，可以不记。”然而越是不想记录就越被记录下来。
长期以来康熙帝总是托付长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为最高，封直郡王。现在，他自以为储君应该属于自己了，便积极活动起来。他相信厌魅巫术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废之前，他请来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厌魅巫术，把一些镇物埋于十几处，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废，他自以为得计，又鼓动康熙帝诛杀废太子。康熙帝认为他秉性躁急而愚顽，做太子不够条件，明确表示，“朕并无意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见自己做太子无望就转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时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抚养，二人一向深为相得。与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宽厚仁和，很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在皇帝面前屡次称赞他如何有识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许多大臣也都十分赞赏胤禩。
也许是出于独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对大臣们赞赏的胤禩特别厌恶，说：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屡屡丧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则屡屡笼络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他都归功于自己，人人称赞，此人之险诈百倍于二阿哥也。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连朕都怕他。”康熙帝对大臣与皇子结党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来，真正欣赏仁义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历史上许多英主都不满意太子的仁义，以为这样是难以有效地实行统治的。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与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义视为险诈，想必是他身边理学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于对于仁义也反感了。大约是因为“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胤禩都归功于自己”的缘故，可见，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选择太子的病根。他对汤斌不满，与对胤禩不满似乎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对讲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龄较大，也受封王爵，他负责修订图书和历法等，《古今图书集成》即是他主持编辑的。在诸皇子中，他的才学最高，颇受康熙帝重视，也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属，私下里积极活动，以求为日后的荣宠做垫步，康熙帝对此发出警告说：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国法断不能容。”
当初，康熙帝废黜太子时，一气之下，曾产生诛杀太子之心。他与大学士李光地商议此事，李光地劝诫说： “废太子不妨，但杀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废？至于杀太子，则是大不祥之事，断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后来，康熙帝反复考虑了很久，还是打算恢复胤礽的储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谁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属，必然推荐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洁身自好，置身事外，还是请他来一议。于是，康熙帝在乾清宫单独召见李光地，征求他对复立太子的意见。
康熙帝说： “现在眼看着诸皇子为了储位争竞不息，朕担心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停尸争位的悲剧也会在朕将死之日重演。”康熙帝见李光地并不发表意见（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是很危险的），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朕看二阿哥的样子，不过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厌魅所戏而已，不然，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悖逆荒谬？”意思是说，太子过去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是因为中了邪魔，是可以原谅的。这也是康熙帝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曲折表现。
李光地则不以为然，说： “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鬼物尚且不敢相侵犯，更何况贵为天潢之胄呢？”他分析说： “人之常情，即尊荣则骄狂，即安逸则放纵，即骄狂放纵，则神智日渐昏昧，起初不过贪图目前之安逸，续之则厌恶正人君子，一闻善言规劝，便如芒刺在背，待人接物必会惶惑颠倒，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至于极点，乃如鬼物附缠于身。”这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鬼魂附体，不过是由于太子的地位接近于绝对的权威，导致了他的道德和精神的堕落而已。这与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的那种“绝对的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倾向的意思很有些相近了。
康熙帝虽然能同意李光地的观点，但是仍然认为太子也确实是有病。他说： “回顾二阿哥的经历，诚如卿所言，但他的邪病难道不可治愈吗？”他还是在自欺欺人，把太子的骄奢淫逸归结于邪病，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堕落。康熙帝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李光地只好说： “欲使二阿哥恢复理性，其方法莫过于令其清心寡欲，屏绝声色的诱惑，使其凝心静志，涤神清虚，久而久之，平淡之气日益回升，而其本性之光明也会逐渐恢复。”表面上是顺从皇帝之意，而实际上是纠正皇帝的意见。一个人要他恢复光明的本性，非有长期刻苦的修行不可，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希望，皇太子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李光地精于易理，对江湖邪术有所了解，不会轻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气足，则邪气不可犯。太子狂疾问题的关键还是他的品性不洁。这一点康熙帝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是寄希望于太子的病愈，所以他决定复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对，他说： “建储大事，须慎重为是，一旦立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这是针对太子服制越礼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后劝告康熙帝： “对太子要徐徐调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现在复立太子。作为臣子他不便深说，因为深说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招祸，这也是他处世讲求中道的表现。康熙帝希望这一决定最好是由大臣们主动提出来，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传达，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复立太子，所以并没有替他向大臣们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将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中，对他们说： “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致于此。”因此他命令群臣从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举荐一人为皇太子，并申明说： “众议属谁，朕即从之。”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以臣选君”的形式，显然是满洲家法的遗存。从本质上讲，“选君”意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长期被压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义之君，宽仁的胤禩必然就会被推举。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为什么又要大臣们推举？他的目的却不是真要“以臣选君”，不过是要复立太子，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养的。这次“以臣选君”实质上是要借“臣选”之名，以掩盖“钦定”之实。
最后，他特别提醒，此事不可让大学士马齐参与。他知道马齐与胤禩关系甚好，向来就主张立胤禩为太子，最近正在积极活动。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个很显赫的大家族，而马齐则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父米斯翰在康熙朝前期曾任内务府总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吴三桂之乱时，以力主削藩而出名。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屡迁至兵部尚书，调户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列议政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在满洲大臣中他与国舅佟国维的威望最高。
马齐没有听从皇帝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参加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表决。大学士张玉书问： 谁最合适？马齐说： 大家都推举皇八子。胤禩党中骨干王鸿绪等人在手掌心书“八”字，暗中鼓动大臣公推皇八子。李光地虽然也赞成八阿哥，但是他早已明了皇帝的用意，左右为难，故此，他在会上不明确表态。
公推结果是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而不是复立废太子二阿哥胤礽，这使康熙帝十分气恼。他立即就食言了，并追问，是谁首先推举胤禩为太子的？大臣们都不说话。康熙帝说： “必定是国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的意思。”于是将马齐与其弟马武等人夺官。汉大臣也要有人倒霉才平衡，王鸿绪就被罢斥回乡了。康熙帝认为，拥立胤禩的官僚，是要结恩于他，“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矣”。他深知太子一旦登基，昔日有功的朝臣其权力不可避免要扩张。但是，这总比拥戴太子的一帮人强得多。康熙帝就是不认错。
康熙帝对李光地也十分不满，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却不向下转达。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言不发？除了他不赞成废太子而赞成八阿哥这个原因以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既然立太子就会有人结成朋党，倒不如不立太子为好。
康熙帝召见李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李光地回答： “此事关系甚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臣子所当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康熙帝特别传谕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为之陈奏，只有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确是伟人。”胤禛急忙推辞说：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要“传位于四子”的。胤禛是惟一与胤礽关系密切的人，这在心理上算是一种补偿。史学家们都不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因为虚而不实，要实实在在的史料才算数。其实，中国历史的许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给后人看的，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骗人还少吗？拿这些明显是制造给后人看的史料来做论据，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古人把考据之学视为最无用的学问，确实是如此。
太子复立，李光地奉旨为册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诫太子说： “勤思孝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如此而已。”这些话是针对太子的根本弱点而说的，可谓对症下药。虽然他知道这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对太子逼宫篡位之心防范甚严，但对其骄奢淫逸和暴虐无道却不加限制，反而纵容之。康熙帝说： “太子所奏欲责备之人，朕无不责备，太子欲惩处之人，朕无不惩处，太子欲驱除之人，朕也无不驱除之，只有太子欲杀之人，朕不曾杀。”太子不孝不仁，为什么要纵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诞：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是说，太子如果万事如意，心情舒畅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愈矫愈暴。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们总想为子孙万代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却绝不按照孟子所说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难自我澄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约束，除非圣贤，常人是难以做到的，尤其作为太子就更难以做到了。
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 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主义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伊等暂停议罪，着于此番军前照满洲文官例委署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闻。”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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