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创建，天启五年（1625年）被政府当局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反响，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与它同时代的人对它的看法已经十分歧异，到了清朝编纂《明史》时，关于它的追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本来面目，以致影响了今日历史学家对它的判断与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条目写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而所谓“东林党”则被解释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把东林书院定位为“评论时政”的“政治团体”，把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之间划上了等号。东林书院是一个“政治团体”吗？东林书院是一个“党”吗？看来似乎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的讲学场所。杨时师事二程（程颐、程颢），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后，在无锡城东创办东林书院，在此著书讲学。元末时书院废弃，成为寺庙。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无锡人邵宝试图在此重建东林书院，没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个东林书院，王阳明还为此写了一篇《城南东林书院记》。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旧址重建东林书院后，城南东林书院逐渐荒落，无人知晓。幸亏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瑴写了《两东林辨》，人们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城南东林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因议论“三王并封”以及会推阁员事宜，与内阁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兄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与士子们一起讲求学问，有意复兴杨时的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修复杨时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能够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虚己悚神，执经以听”的东林书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顾宪成、高攀龙的解释，他们是想通过书院的讲学，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纠正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顾宪成在他的文集《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阳明学的流弊：“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也就是说，对儒学经典的解读采取一种轻率、随意的态度。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点就是“尊经”——尊重儒学经典，以“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为榜样，意在纠正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这种不良学风：“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研讨《四书》的经义，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在顾宪成去世后，继续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仍然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原本出于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罢官下野，对于政治纷争久已厌倦，回归故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谈政治，似乎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希望他出山为朝廷再度效力。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是他已经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态尽见”，并且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说，进入深山密林，远离现实政治，是顾宪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他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诚地吐露了这种心声，表示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林书院是他的“书生腐肠未断处”，与同志一起切磋学问，声誉渐旺，可以不虚此生了。一旦要我放弃，实在有所不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现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专注于诗书文字，“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应酬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这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与高攀龙所说“当今之世乃扰攘之秋，只可闭门潜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龙对他的老师赵南星说，他已经处在“入山闭关”的状态，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静默就不能做学问，而且“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
顾、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状态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是”作为“院规”。确实，东林书院的院规中有“九损”——禁绝九种不良习气，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不得评论政府官员及地方政治。吴觐华遵循这一既定方针，重申书院规则时，特别强调以下两条：其一是禁绝议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其二是，不得把社会上“是非曲直、嚣陵诟谇之言”带到东林讲会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带进东林书院大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现实政治的标榜，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了。近人不加细察，却把它误解成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东林书院关注的当然是后者，通过讲学来纠正弥漫于社会的王学流弊，正如华允谊《东林续志序》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学的正脉处于边缘化状态，顾宪成、高攀龙创复书院，阐释儒学正脉，予以纠正。顾、高诸君子要拨乱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变“任心而废学”、“任空而废行”的空疏学风。他们把这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东林书院中具体化了。
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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