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外、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融为一体，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气概，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或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高度，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这是必须以充分的自信心为底蕴的。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孙把南乐与北曲融为一体，协调“吴楚之音”和“周齐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乐》。这是对于传统音乐的整理与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丰富了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例如：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秦王破阵乐》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这种气势，是先前的雅乐所不具备的。
唐玄宗是一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无数。他嗜好乐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为“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音乐的渗透与融合，特别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发展为舞曲，使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唐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写仙女奔向人间的瞬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意境。
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发展为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专家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这样描绘他的观感：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杨贵妃极为欣赏，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丝毫看不到《婆罗门曲》的痕迹了。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转而著称。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是个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动作敏捷有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写到由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带头，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跳胡旋舞的场景，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敦煌壁画记录了大量乐舞场景，相当多的部分是从国外传入的，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其中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璎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画所显示的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门类齐全，琵琶、阮咸、箜篌、筚篥、埙、羯鼓、答腊鼓等，大多从西域等地传入。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流传下来描绘马球游戏的画作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中亚各国以及日本、高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臻于完美的银制品，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颇有波斯风格。从印度、波斯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进士科考试诗赋，这就意味着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捷径。唐高宗时，进士科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为擅长写诗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时，明确了诗赋试与策论试、经义试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诗赋取士更见推重，唐玄宗时进士及第而位极卿相者，如苏颋、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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