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和刘邦联手推翻了秦朝,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一个以悲剧告终,一个以喜剧收场,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两个本没有什么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诗歌,不过一个抒发的是失败的无奈,另一个抒发的是胜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落入汉军的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军士兵家乡的民谣。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骑兵突围,在乌江自刎。
刘邦打败了项羽,又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建立大汉帝国已成定局。志得意满的他路过家乡沛县,邀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联欢。酒酣气益振,刘邦手舞足蹈,敲打乐器,仰天长啸: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与秦制完全一样。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别掌管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别掌管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诉讼、收税)、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封建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恢复封建制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确立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基础并不牢固,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未深入人心,被打败的六国仍拥有各自的传统势力。如果说项羽的恢复封建制,是迎合六国贵族复辟的愿望,那么刘邦的封建异姓诸侯王则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他为了利用各种势力,击败项羽,封建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这种妥协,埋下了分裂的潜在危险。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又封建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梁、吴、楚、淮南、淮阳。原因在于错误地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为是废除了封建制,“孤立而亡”。希望同姓诸侯王起到“屏藩”作用,使皇帝不至于“孤立”。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然而事与愿违,效果适得其反。这些王国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郡县制与封建制同时并存,形成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了惩罚,同姓诸侯王联手反叛中央,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建立的汉朝,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刘邦曾任沛县的一个亭长,秦制十里一亭,设亭长,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的农民担任,相当于现今一个行政村的村长。这种低贱的身份,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庶民皇帝。他手下的大臣,除了张良是韩国丞相之子,张苍是秦朝的御史,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其余都是一介平民,即所谓布衣。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等而下之,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是一个车夫,彭越、黥布则是盗贼出身。这些人在开国以后,都当上了将军、丞相级别的官僚,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是在秦汉之际社会大动乱中形成的大变局,贵族世家纷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平民布衣成为舞台的主角。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格局,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邦鉴于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过于苛暴,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理论。那么是否会倾向于儒家理论呢?也不会。出身低贱的他,凭借武力打天下,一向对高谈阔论的儒家嗤之以鼻,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喜欢儒生,有戴着儒生高帽子的来客,沛公就把他的高帽子解下来,在里面小便。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还是要去谒见。刘邦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为倨傲不恭。打败项羽后,刘邦说,打天下哪里用得着腐儒!透露了他始终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几个并不死守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如陆贾、叔孙通之流。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称赞儒家的《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了解形势,对他说,我的天下是在马上打下来的,那里用得着《诗》、《书》!陆贾申辩说,在马上打天下,难道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刘邦以为他说得有理,就叫他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因,因而主张,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对此十分欣赏。
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和布衣将相虽然进入巍峨的宫殿,却不懂得君臣礼仪。他们起自民间底层,无拘无束惯了,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得刘邦感到“威重不行”,没有皇帝的威严和架势。叔孙通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对刘邦说,儒者虽然难与进取,却可以守成。他为此专门制订了一套兼采周礼与秦仪的宫廷朝仪制度,实施以后效果很好。刘邦第一次领略了作为皇帝的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黄老之学原本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是以道家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愿望。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主张,原因就在于此。刘邦起于社会底层,制订政策注重符合实际情况。他的主要助手、丞相萧何,依然保持先前县衙小吏的作风,不受传统礼制的束缚,制订法律、政策都从实际出发。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曹参,同样是县衙小吏出身。汉初他在齐国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时,得到专门研究黄老之学的盖公的真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齐国大治,政绩在各诸侯国中名列第一。丞相萧何死后,他被调到中央继任丞相,把“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奉为宗旨,实行“无为而治”。曹参向惠帝解释“无为而治”的缘由,问:“陛下比高皇帝如何?”惠帝说:“我哪可比高皇帝!”又问:“陛下看我比萧何哪个能干?”惠帝说:“你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萧何,我们谨守他们的成规,无为而治岂不很好?”惠帝说:“很好。”这就是《史记》所说的“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也是当时民谣所说:“萧何为法,讲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汉高祖、萧何制订的政策,继续照办,不作更张。
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依然如此。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不过也稍有变化,兼采若干法家学说,他所信任的大臣晁错,就主张以法治国。景帝批准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主张——削弱同姓诸侯王权力。结果,早有谋反企图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反叛,打出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而治,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无为而治,接下来是汉武帝大展宏图的时代。
|
|